江淹辭賦一個重要特色，是用詞造句十分考究，富於聲律之美，藝術價值頗高。與其詩“善於摹擬”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的辭賦卻以“奇崛”見長，風韻清標，戛戛獨造。說到奇崛，人們當會記起《恨賦》中“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這個名句。其意本於《孟子·盡心》篇：“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按照動賓短語的習慣句法，應該是“墜涕”、“危心”，而“危涕”、“墜心”則有些費解。可是，江淹卻偏要把它們顛倒過來用。類似的例子，《別賦》中“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最後的“心折骨驚”，實際上是指心驚骨折的精神錯亂、悲痛異常狀態。看得出來，他已經習慣於這種寫法了，誠如李善在《文選》注中所言：“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這種事例，在後代的詩文創作中是屢見不鮮的。比如，杜甫的《秋興》詩第八首中“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一聯，原本是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過來說。結果，這麼一顛倒，變敘述句為描寫句，側重於也突出了香稻與碧梧這兩個主體，使審美意義與節奏意義大於語法意義，這樣就不同凡響了。再如，杜詩中有“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一聯，就語序來看，也似乎不順，可是，若從體物深細，令人注意“綠垂”、“紅綻”之下究竟要說什麼的角度來思考，又確實覺得高明。它們都體現了杜詩“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崛沉雄為貴”（明人王世貞語）的特點。
當代國外文藝理論家有所謂“陌生化”的說法，就是使審美對象陌生化，觸發藝術鑒賞中的理性激動，從而延長審美感知的過程。鑒於一切熟知的事情，正由於它是熟知，人們往往以為理所當然如此，因而輕忽了它的存在，放棄了深度理解；所以，他們提出：“要把熟悉當作陌生，要把習俗當作不可思議，要把平常當作驚異！”當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們構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其出發點不止是標奇立異，或者單是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們胸中存有一種鬱勃不平之氣。
三
至於說到“江郎才盡”，後世更是聚訟紛紜，爭議不休，主要是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盡”和如何看待“才盡”這兩個焦點上。這就進入了第三個話題。
現在來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確實都產生於青年時代，特別是遭到貶謫期間；中年以後，隨著名位不斷增高，官聲日益顯赫，文學創作便逐漸走向了低潮。《南史》本傳中也是這麼說的：“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那麼，原因何在呢？長時期以來，人們都把它說得很神秘。最早給出答案的，是與江淹同時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學批評家鍾嶸。他在《詩品》中說，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江淹聽了，便從懷中取出五色筆來，還給了那人，“爾後為詩，不複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這種說法，影響頗大。以致到了唐代，史學家李延壽撰寫《南史》，還把它收入江淹傳裏；並且踵事增華，添枝加葉，又塞進去另外一個故事：江淹曾“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存），今可見還。’”江淹從懷裏掏出幾尺殘錦還給他，“此人大恚（埋怨、憾恨）曰：“那得割截都盡！（怎麼弄成這樣破破爛爛的！）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贈給你）！’自爾，淹文章躓矣（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