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注河汾
黃河奔騰呼嘯著衝出壺口之後，漸漸收束了性子，繼續悠悠南下，到了河津的禹門口，又耍了一陣脾氣，然後大氣磅礴地敞開了懷抱，將汾水收納進來。
這一帶，漢、唐時期為河東郡，也稱“河汾”—這種提法始見於《史記·晉世家》。它的範圍，大體上包括現今的北起臨汾，南至河津、萬榮、永濟的大片地區。
唐人詠歎過“金陵王氣”，還說過“秦中自古帝王州”；其實，要說“王氣”，大概沒有哪個地方比得過晉南的河汾的。且看，堪稱帝王之祖的唐堯、虞舜、夏禹，竟然都和這裏有著密切聯係。堯都平陽，就是今日的臨汾；舜都蒲阪，地處河東永濟；在舜帝陵的東麵，夏縣有禹王都城的遺址；再往北去便是稷王山，西周的始祖後稷肇基於此，傳說曾在這裏教民稼穡；而春秋時代的晉國，建都曲沃，遺址就在汾河岸邊的侯馬。要說“王氣”所鍾，真是非此間莫屬了。
話是這麼講，但我之情注河汾，卻主要不是由於什麼“王氣”，而是因為這裏的悠悠文脈，泱泱詩風。
幼時讀《千家詩》，其中一首唐人蘇頲的《汾上驚秋》，在腦子裏刻下了很深的烙印，覺得它通過抒情、意象，極好地傳達了詩人紛亂的愁緒和複雜的心情。爾後許多年，不管在什麼地方，隻要麵對著白雲黃葉、秋氣蕭森的景象，都會記起這樣蒼涼的詩句：
北風吹白雲，萬裏渡河汾。
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今年秋天，參加中國作家采風團，我有幸實地考察了河汾地區。置身勝境，觸景生情，自然我又記起了《汾上驚秋》這首詩。當然，也應實事求是地指出，詩章固然清妙，卻並非戛戛獨造，其胎息蓋出於漢武帝的《秋風辭》。前兩句直接化用了《秋風辭》的詩意；後兩句也能從原詩中尋出情緒上的痕跡。
西漢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汾陰出土了一隻據說是黃帝鑄造的寶鼎。武帝視為祥瑞之兆，喜不自勝，便親往河汾地區祭祀後土之神，並與群臣泛舟汾河。當時，正值白雲成陣、黃葉飄蕭的秋天，君臣一邊賞玩勝景，一邊宴飲歡談，酒酣耳熱之際，武帝乘興作歌：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詩章起調蒼涼，中間巧借蘭秀菊芳，緬懷賢臣佳士，表現出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氣。在簫鼓喧闐、棹歌悠揚的歡愉中，筆鋒陡然折轉，表達了樂極悲生的情緒，反映出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情懷跌宕、思緒紛雜的特殊氣質。清人沈德潛譽為“《離騷》遺響”，自是當之無愧。
漢、唐時期，河汾一帶物產豐饒，素稱殷富，而且交通便利，地當溝通東西二京之要衝。元人周伯琦《過太行山》詩，有“戰國東西分晉趙，中原南北帶河汾”之句，充分反映了此間地勢的扼要。
當時，晉、冀、豫、魯的讀書士人，東出宛洛，北發晉陽，濟汾、黃河，過潼關，西入長安，遊學趕考，都要在這裏彙聚。隋末王通曾設教河汾，有弟子千餘人。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靖、程元、薛收等皆曾從其受業，時稱“河汾門下”。特別是唐代，這一帶誕生了許多著名詩人。宋之問、王之渙、王勃、王維而下，柳中庸、盧綸、楊巨源、暢當、呂溫，直到柳宗元、聶夷中、司空圖··當以數十百計。
一路上，采風團接觸到許多著名的人文景觀。我們首先參觀了古蒲州的普救寺。唐代著名詩人元微之根據發生在這裏的令人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寫了一篇傳奇小說《鶯鶯傳》。也有人—如北宋末年學者王性之—考證，元稹寫的原是自己婚前的戀愛生活。四百年後，經過金人董解元的踵事增華，寫成了被譽為“北曲之祖”的《西廂記諸宮調》。到了元代，大戲劇家王實甫又在“董西廂”的基礎上，創作出膾炙人口的古典文學名著《西廂記》雜劇。於今，梨花院，梵王宮，待月的西廂，拂牆的花影，般般俱可指認，隻是“詩人老去”，鶯鶯也不在了，空留下一曲淒婉纏綿的情愛悲歌，供後人咀嚼、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