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把浮名換釣絲
一
那篇以信劄形式寫的絕妙的山水小品《與宋元思書》，吸引我花了幾倍於陸路行車的時間，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陽至桐廬，而後又暢遊了七裏瀧。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那該是多麼自在逍遙，任情適意呀！此刻，我對當年駕著一葉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閑遊的吳均，真是豔羨極了。
吳均生當南北朝時代，精於史學，曾奉詔撰寫《通史》；而一部《齊春秋》卻使他招了禍，梁武帝惡其實錄，下令焚書、免職。看來，他的仕宦生涯並不是很順暢的。這從這封短簡的最後，偏要濃重地綴上一筆：“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穀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蒼鷹那樣直上青雲的追求高官厚祿者，仰見這樣奇麗的群峰，也會止息他們的久慕榮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於經營世務的人，窺望如此雋美的幽穀，更將在此間流連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間，固然有向友人極力張揚富春山水無窮魅力的用意，但主要的還是抒寫其對於避官遁世、退隱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懷，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輪繼續在碧綠如油的江流中緩緩行駛，航路回環曲折。但不管怎樣左彎右拐，眼前麵對的總是連綿起伏的屏風一般的翠嶺晴巒，尤其是七裏瀧，天光、水色、林影、嵐煙，澄鮮一碧，景色絕佳。早在兩漢之交，嚴子陵老先生就選中了這個地方，隱居度日，漁釣終生，他的好眼力，好運氣，著實令人歎服！
嚴光，字子陵，會稽郡餘姚縣人，早年曾同南陽郡的劉秀一起四出遊學，彼此結下了很深的交誼；劉秀起兵之後，他幫助拿過一些主意，因而深得這位傑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當劉秀奪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寶座之後，文官武勇，風虎雲龍，從四麵八方聚集而來，唯有嚴光卻躲得遠遠的，改名變姓，高隱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請他出來協助治理天下，便憑著往日的記憶，著人圖寫嚴光的形貌，下令各個郡縣按圖察訪。後來，有人上書報告，在富春山下，發現一個身披羊裘，漁釣澤中的男子，形跡頗似其人。光武帝當即派人訪查，果然是那個嚴光。於是，備下車輛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嚴光卻推辭至再，拒絕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強登車來到京城洛陽。
官居司徒的侯霸，與嚴光也是老朋友，聽說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會麵。
嚴光問來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現在可好一些了？
來人答說：他已經位至三公，沒有看出來怎麼傻呀。
嚴光緊著搖頭說：我看他和過去沒有什麼變化。
使者忙問其故，嚴光笑道：你說他不傻，那他為什麼不想想：我連天子都不肯見，難道還能見他這個臣子嗎？
最後，應使者苦苦請求，嚴光口授了一封短簡給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義輔佐君王，天下人都歡迎；如果一味阿諛順旨，可要當心送掉自己的腦袋。
侯霸看過，便把短簡呈送給光武帝，光武帝笑說：我這個狂妄的夥伴啊，還是那個老樣子！說著，便馬上登車來到了嚴光住所。
當時，嚴光正在躺著休息，皇帝來了也不肯起來。光武帝無奈，隻好走進他的臥室，撫摸著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難道你就不能協助我治理天下嗎？”
嚴光仍是佯作睡去，閉目不應，過了好一會兒，才睜開眼睛熟視，說：從前唐堯以盛德著稱，但仍有巢父隱居不仕。人各有誌，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無可奈何地說：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為臣呀！說罷，歎息登車而去。
過了幾天，光武帝再次親自前來敦請。他們在宮中憶敘了舊日的友情，討論了治國之道，相對累日。談得困倦了，便同臥在一張床上，嚴光竟“以足加帝腹上”，於帝王之尊，視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報：有客星犯帝座，情況十分緊急。光武帝笑著告訴他：不必大驚小怪，是我與故人嚴子陵共臥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嚴光為諫議大夫，但他堅決不肯接受，執意回去隱居，皇帝不便勉強，隻好聽其自便。這樣，嚴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裏瀧中，釣他的酸菜魚去了。
十二年後，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輔政，他仍然不出，最後壽登耄耋，安然故去。後人就把他隱居之地稱為嚴陵瀨，指認江邊兩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為嚴子陵釣台，並在釣台旁邊修了一座嚴先生祠，曆代奉祀不衰。
參謁過祠堂之後，我應主人之邀，即興題了兩首七絕：
忍把浮名換釣絲，逃名翻被世人知。
雲台麟閣今何在？漁隱無為卻有祠！
江風謖謖釣絲揚，泊淡無心事帝王。
多少往來名利客，筋枯血盡慕嚴光！
二
七裏瀧既然是嚴子陵避官歸隱、耕讀漁釣的所在，當日無疑是非常闃寂的；今天卻已經熙熙攘攘，遊人雲集了。但桐廬人畢竟是高明的，他們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沒有趨時媚俗，像某些風景點那樣，在釣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築或者遊樂設施、神怪景觀，而是以弘揚華夏文明為宗旨，堅持高雅、樸素的原則，把釣台建成一處兼具民族傳統和地方特色的高檔次的文化景區。從江邊的嚴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釣台原有一條六百多個石階的通道。為了增加文化內涵、減除遊人寂寞，他們依據山勢起伏，在綠樹、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條婉若遊龍的長達四百米的碑林長廊，選刻了曆代吟詠釣台的詩文名篇，書法家均屬當代國內一流，遍布三十一個省、區、市以及港、澳、台地區，題詩、作字的還有國外的一些漢學名家。
風景管理區還從六朝到明、清曾經遊訪、吟詠過釣台的著名文學家中遴選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個個綽約生姿，神情畢現。
李太白悠然斜臥在青花石板之上，與他所愛慕的“高山安可仰”，“風流天下聞”的孟浩然長結芳鄰。
陸放翁、辛稼軒，分別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愛國詞人，他們風格、氣質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時代，隻是由於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觸條件，令人引為千秋憾事。現在，他們一前一後比肩而立，總算有了詩酒談歡，酌詩論文的機會。
在翠竹琳琅，亭閣參差的大自然懷抱裏，一切紛爭、矛盾都會得到淡化、冰釋。當年，北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一為反對新法的領袖，一為變法的首腦。二人年歲相仿，遊處相知之日甚久，卻是一對政敵，議事每相齟齬。司馬光曾三次致書王安石，對新法陳列了四大罪狀，進行無情的攻擊；王安石也寫了《答司馬諫議書》，予以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後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過去了，此刻，閑居於釣台之側的王安石，正意興悠然，撚須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態；那邊，司馬光也在信步閑行，二人離得很近了。不妨設想，他們聚在一起，肯定會談起嚴光、釣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話題，也許要說：嚴子陵真是個老滑頭，他可比我們逍遙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竟活了八十歲，了不得，了不得！
我們時而在石徑上漫步，仰瞻這些文豪、巨擘的豐采，同他們一起徜徉於青鬆翠竹之間，欣賞著水色山光，林巒佳致；時而沿著碑廊，騁心遊目，不斷地為那些警策的詩篇和靈動的筆勢拍掌叫絕，完全忘記了登山的勞累。
曆代吟詠釣台的詩文，各自的著眼點不同，見解也常有歧異，集中到一塊來展讀，頗似參加一次別開生麵的研討會。對於嚴子陵的品格風範和價值取向，多數詩人、學者是持肯定態度的。宋人黃庭堅的詩，可說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他的意思是，雖然子陵與光武是故知，卻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貴。那麼，是否就沒有支持光武帝呢？當然不是。嚴光以其桐江垂釣的一絲清風，使令漢家天子的身價重於九鼎。
有的詩以二者相比，結論是：“世祖（劉秀）升遐夫子（嚴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園）不及釣台高”。有的詩說，“漢家世業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釣台。”在久暫、存亡的對比之中，顯現出二者價值的高下。有些詩文借高士嚴光來譏諷那班熱心榮名、奔趨利祿之人。道光年間進士李佐賢有句雲：“經過熱客知多少，嚐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發嚴灘》詩：“巨艦隻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為名來。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過釣台。”宋室南渡後，女詩人隻身漂泊於浙中一帶，此詩就是她從臨安去金華，船經釣台時所作。
也有一些詩善作反麵文字，讀來饒有情趣。元人貢師泰有詩雲：“百戰關河血未幹，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雲台畫裏看？”可說是責問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嚴光那樣披著羊裘釣魚去，漢家江山還要不要了？那樣，雲台麟閣的功臣就再也沒有了。
還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譏刺嚴子陵雖以漁釣避官，卻也有沽名釣譽的一麵。不然，為什麼偏偏要披羊裘以立異呢？想來即使起子陵於地下，恐怕也難於置辯。而且，自古以來，一提到“釣魚”，人們便會聯想到磻溪釣叟薑太公“直鉤釣王侯”的傳說，想到那位“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誌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釣鼇客李白”；直到今天，人們還把以小取大的投機行為稱作“釣魚”。
但是，平心而論，綜觀嚴子陵屢征不就、決意歸隱的全部經過，又確實覺得這種“誅心之論”有些過於挑剔，不免為嚴老先生叫一聲“冤哉枉也”。明代詩人汪九齡有一首七律，劈頭就講：“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為名鉤！”接著，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力的辯白，好像是專門為此而作的。圍繞著“羊裘”問題展開一番討論，這也算得是騷壇上的一重公案吧？
三
看過了碑廊，我們又循著蜿蜒的石徑繼續往上攀登。經過幾度曲折，來到一處叫作中亭的地方。這裏恰在山腰正中，叢林掩映中現出一棵高大的石筍，旁麵伸出兩條岔路，分別通向左右上方的東台與西台。我們稍事喘息，便順著路標的指引，向著東麵的嚴子陵釣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滾滾江流，遙想子陵當年僻處江隅，過著耕樵漁釣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該曆盡多少艱辛，付出何等代價呀！過去看到一些描寫隱士生活的詩文，往往是北窗高臥，長鬆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尋梅，都是逍遙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詞中所描寫的，就更是充滿了逸趣幽思，詩情畫意。實際上，這種詩化了的隱逸生活，隻有少數人可能享得，大多數隱士是沾不上邊的，起碼嚴子陵不具備這個條件。
古代的隱逸之士為了逃避世俗的紛擾，總要寄身於遠離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棲隱在山林岩穴之中，過著一種主動摒棄社會文明的原始化、貧困化的經濟物質生活，自然難免饑寒凍餒之苦。做過彭澤令的陶淵明，尚且時時苦吟：“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饑來驅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論其他呢！
看來，隱士並不是好當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當的。對於他們來說，最大的困難還不是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貧賤的折磨，而是精神層麵上的痛苦，所謂“隱身容易隱心難”。隱士幽居與烈婦守節有些相似，與其說要過物質上的難關，毋寧說，主要還是戰勝心靈上的熬煎。就是說，找一個遠離塵囂、擺脫紛擾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頓下來，比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寧寂，波瀾不興，卻須破除許多障礙，經過一番痛苦的磨煉功夫。
士者仕也。“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擺在中國古代士人麵前的，不是西方知識分子那樣開放的多元價值取向，而是一條人生的單行線，萬馬千軍都要通過登朝入仕這條獨木橋。任何一個隱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學的教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奮鬥目標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負，從小就在頭腦裏紮下了深深的根子。他們總是以社會精英自居，抱著經邦濟世、尊主澤民的理想，具有極其強烈的自我實現的願望。
而要實現這些宏偉的抱負，就必須憑借權勢，正如漢代學者劉向說的，“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說苑》）。他說，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為什麼？就因為一者有權位，一者沒有權位。對於封建時代的士子來說，如何才能取得權位呢？唯有沿著立朝入仕的階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歸隱，卻是與此南轅北轍，大相徑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