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的隱心，分自覺與被動兩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現實政治鬥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後，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過一番痛苦的顛折，“磨損胸中萬古刀”，逐步收心斂性，戰勝自我，實現對傳統的人格範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為旨歸，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不“危身棄生以殉物”的價值觀，成為傳統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門聖教，在闡發“自然無為”的道家哲理中體悟到人生的真諦，領略著人生的樂趣，並獲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禪門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責任感，進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僅對社會政治不動心、不介入；而且對身外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使冷漠成為一種性格存在狀態。
隱心，就要使靈魂有個安頓的處所，進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轉移。隱逸之士往往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任的安寧感、輕鬆感。他們往往把山川景物作為遺落世事、忘懷人倫的契機，或者向田夫野老覓求人情溫暖，向浩蕩江河叩問人生至理，在文學藝術中頤養情誌，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來化解現實生活中的苦惱和功利考慮，使隱居中的寂寞、困頓和酸辛，從這些無利害衝突、超是非得失的審美愉悅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價值的補償。
隱心，還須戰勝富貴的誘惑，陶淵明就有過“貧富常交戰”的切身感受。父祖輩望子成龍的期待目光；妻兒、戚友們殷殷勸進的無止無休的聒噪；朝廷、郡縣的使者之車的不時光顧；同學少年飛黃騰達、誌得意滿的顯耀，都必然帶來強烈的誘惑與浮躁。隱逸之士隻有堅守其特殊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著這種精神支柱的支撐，才能從身心兩方麵來戰勝強烈的誘惑。
這裏就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了：“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李白詩），那樣透徹、決絕，義無反顧地避官遁世，究竟出於何種考慮？
坐在釣台高處，披襟當風，登臨遠目，我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同所有的真正隱士一樣，嚴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礪為代價來換取一己之高潔。為的是獲得一種超然世外的心理寧帖，“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葆性命之期”（仲長統語）。
一個人在其生命與人格進入成熟期後，都會有麵對人生的自我設計。在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各種社會力量互相搏鬥、人際關係異常複雜的封建時代，人生總是難以安頓的。從他呱呱墜地、步入滾滾紅塵伊始，便被命定地拋向了隨時製約他的外部世界，周旋於各種社會角色之間，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也難以肆應自如。
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的影響，麵對風波險惡的世路和汙濁、腐朽的官場，設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該說，這並不是什麼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
當然，嚴光的毅然決然高飛遠引，還有全身遠禍的考慮，所謂“賢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漢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猶在眼目。正像後來的詩人所詠歎的：“遂令後代登壇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曆代帝王中雖為少見的未殺功臣者，但他的廢黜發妻郭後和太子疆，難免時人的腹誹心謗，後代的詩人就更不客氣了。明初的學者方孝孺寫過這樣一首詩，算是窺見了嚴子陵的深心：“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後，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從內容上可以判定，這首詩是批評光武帝的，詩人卻偏偏標為《題嚴子陵》，也透露了個中消息。
其實，殺戮功臣這類舉措和封建製度相關，原不宜以君王的個人品質、性格作簡單的詮釋。封建君主要維護其萬世一係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對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嚴加防範，因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結局是難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對矛盾，它的性質與利害關係決定了最後必然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且，封建君主的獨裁專製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嚴光要擺脫王權的羈縻，把握一己的命運，維護其人格獨立，就唯有逃開伴君如虎的官場之一途。
嚴光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果然，在他死後四年，就發生了伏波將軍馬援蒙冤遭譴的事件。馬援戎馬終生，功高蓋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盡蠻煙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閑雲”（袁宏道詩），立誌為國家戰死疆場，馬革裹屍。最後，竟因從交趾載回一車薏苡粒，被誣陷為私運明珠、文犀，在“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的情況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嚴加治罪。其時馬援已死，妻孥驚恐萬狀，連棺材都不敢歸葬祖塋。成為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詩人胡曾深為馬援鳴不平，有句雲：“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銜薏苡冤！”
勞苦功高如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慘痛下場，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於股掌之上，操縱其生殺予奪之權了。嚴光盡管隱身漁釣，對於朝中故人的情況想必也有所知聞：侯霸隻是因為舉薦了一個為光武帝所不喜歡的人，險些遭致殺身之禍。而他的繼任者韓歆，因為直言亟諫，觸怒了光武帝，最後，被逼自殺。
四
從嚴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聯係到了隱士的類型以及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
隱士本是一個群體，他們各各不同，但總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覺得有必要畫一幅能夠概括這些特點的粗線條的隱士肖像：
一是隱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層次和道德修養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當於現代的知識分子；
二是雖然他們的智慧與才能高出於一般人，但卻不求聞達，不入仕途，潔身守素，遠居山林，許多人在經濟生活方麵都處於一種原始化、貧困化的狀態；
三是他們以放棄仕途的富貴榮華為代價，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審美體驗，看重個體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動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們忽視物質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棄以利相交、虛偽誇飾的人際關係，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們往往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時代的士子隱居遁世的情況來考察，清人陳日浴說：“或有執誌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續高士傳》序）這裏既含有對客觀現實的評價，也包括主體的價值判斷，應該說，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順序，首先應是“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如傳說中的帝堯時期的巢父、許由。晉皇甫謐《高士傳》中記載，許由初隱於沛澤，因帝堯欲以天下讓之，而逃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後來，帝堯又召之為九州長，許由不願聞之，而洗耳於潁濱。適逢巢父牽牛犢來飲水，見許由洗耳，問明緣由，便責備他隱居不深，欲求名譽，以致汙穢犢口，遂牽牛犢至上流飲之。這類自甘退出社會舞台，徹底放棄對現實社會的價值關懷，絕對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當屬於原根意義上的隱士。嚴子陵也應屬於這方麵的典型。
他們認定社會現實、仕途官場是汙濁的，因而不願與時輩為伍，與俗流同汙，潔身自好，獨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祿、奉侍王侯之外，創造自身的存在價值，實現自我選擇、自我主宰，保持獨立人格、自由意誌。否定外在權威，卸卻自身責任，遠離功利，逆俗而行，成為他們處世待人的標誌。據《莊子》記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餘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奮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對於此類隱士來說，這就是一切。
唐代詩人賈島對於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涯有過生動的描繪：“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這使人聯想到莊子講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隱居於山洞之中，齊國君王來看望他，引得周圍許多人向他致賀。他據此進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現，他人才能夠知道；我必定是名聲外揚，對方才前來找我；我有了行動表現，名聲外揚，才招惹周圍的人前來致賀。經過這麼一番痛切反省，他終於大徹大悟了，從而變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實現了主體心智的全麵泯滅。
至於“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應是莊子。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後悔，想做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寧可終生安貧處賤，也不去涉足“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置身於嚴重無序狀態的亂世，更不去當那時時有性命之虞的卿相。莊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亂世全身之隱者，還有阮籍、嵇康。魏晉之際是中國社會最動蕩、政治最混亂的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火並激烈，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連年不斷，“名士鮮有存者”。生活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嵇、阮無時不存憂生之懼和避禍之念。他們佯狂隱跡，肆情放誕，或箕踞嘯歌，或縱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災避禍，保性全身。在這種所謂“魏晉風度”的影響下，當時仕與隱的界限比較模糊，先隱後仕，先仕後隱，亦仕亦隱，五花八門。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卻是一致的。
當然，有的也不能盡如所願。嵇康在山陽隱居二十年，不求仕進，不問功名，但是，最後終因隱身而不能隱心，還是做了司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聰明一些。司馬昭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裏，要娶他的女兒作兒媳，而阮籍既不情願結這門親戚，又不敢公然拒絕，便從早到晚喝酒，整日爛醉如泥，連續沉醉六十天，媒人無奈，悵然走開，司馬昭也隻好作罷。下場雖然不像嵇康那樣慘，但他內心的苦痛卻是無時或已，異常強烈的。他常常駕車載酒，漫不經心地向前行駛，突然馬停了，原來路已到了盡頭，不禁放聲大哭，把那無邊的積懣一股腦兒地拋灑出來。
在中國，曆代隱逸的士人，多是社會製度不合理的產物，總體上說，隱居避世也是對統治者反抗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反抗往往是消極的。麵對社會動亂、政治黑暗、憂患頻仍的現實，當一些仁人誌士舍身紓難、拚力抗爭之時，他們卻置身塵外，不預世事，徹底卸去兩肩責任，一味考慮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悅。雖然，較之同流合汙甚至助桀為虐、為虎作倀者高潔得多，但是，終歸難免“無補於世”之譏。
當然，人們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大動亂時期，就創造、保存和傳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來說，隱逸的士人有時能夠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在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曆代隱逸之士都奉《莊子》為圭臬。《莊子》一書對後代士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玄遠、曠達、淡泊、飄逸，成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從而也成為文學藝術的審美追求的高標。正是由於隱逸之士對政治與事功的背棄，實現了價值取向的調整與精力的轉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文化博大宏富的萬千氣象。
所謂“有執誌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隱逸之士有大誌也有能力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並不急於出山，而是審時度勢，擇主而從。隱居待時，一出即為帝王師，是這類士人的理想際遇。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聖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入世是統一的。隱居並非忘世，乃是養誌守道，為將來的聞達作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正由於他們把“隱居”與“行義”看作兩個互相銜接的階段，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並不完全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遊，縱談時政，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後經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終於夙誌得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