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係朝廷，甚至直接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辟為諸王侍讀，後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於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後，屢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要找他谘詢，月中常有數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
另有一類隱士，實際是以隱逸作掩護，而從事最前沿的政治。他們絕不與朝廷合作，以至處於尖銳對立狀態，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齊，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黃宗羲等。黃宗羲認為，沒有亡國之痛就是無人心，遺民的責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來表示抗議，但又不能止於抗議。一味地“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終究無濟於事。所以，必須“不廢當世之務”，也就是要落到實際行動上。這些遺民中的隱士，往往以道德抉擇代替理性判斷，有些人始於狂熱而終於冷漠，最後由絕望墮入虛無。這種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於以退為進、以隱求官者，如唐代的盧藏用之流，則不應納於隱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備一格，也隻能說是假隱士。據《舊唐書》本傳和劉肅《大唐新語 隱逸》篇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後，未得調選，便先去長安南麵的終南山隱居，學煉氣、辟穀之術，但心中卻時刻結記著登龍入仕，被人目為“隨駕隱士”。後來，果然以隱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遺。品格十分卑汙，以諂媚權貴獲譏於時。有道士名司馬承禎者，嚐應召入京，屆臨還山之日，盧藏用想要誇耀一番自己曾經隱居的地方，便指著終南山說：“這裏麵可是大有嘉處啊！”司馬承禎毫不客氣，徐徐答曰：“依我看來，不過是仕宦的捷徑罷了。”從此，“終南捷徑”就成了從事政治投機的諷刺語。
五
隱士的話題，可談的實在太多，還是回到嚴子陵吧。
這裏要提到兩部書，一部是《古文觀止》，裏麵選了範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另一部是《留青日劄》，載有朱元璋的《嚴光論》。前者是人們所熟知的，在曆代讚頌嚴子陵的詩文中，可說是調子最高昂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真是至矣，盡矣，無以複加矣。後者就十分生僻了，絕大多數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還能夠撰寫史論，而且，著眼的居然是隱士嚴光！文章劈頭就講，嚴光的行跡，“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接著闡述理由：嚴光“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最後得出結論：“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仕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斬釘截鐵，切齒之聲可聞。
其實，這種思想並不是這位朱皇帝的發明，宋代詩人楊萬裏在其《讀嚴子陵傳》一詩中就曾寫道：“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易曹操為赤眉等，用事更顯貼切。當然，他所師從的不是文弱的誠齋先生，而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上，專門為帝王提供對付士人權術的戰國時的韓非。在韓非看來，許由、務光、伯夷、叔齊之輩，都是些不聽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們“賞之譽之不勸（不能受到鼓舞），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恩威並用，軟硬兼施，都無動於衷，那還怎麼辦？幹脆殺掉。韓非首創以思想罪、獨立罪除殺隱士，後世付諸實踐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過嚴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後，我曾想，應該把朱元璋這篇《嚴光論》刻出來，讓它與《嚴先生祠堂記》列在一起，使尋訪釣台蹤跡、研究隱逸文化的人，對於古代中國如何對待隱士的問題，有個全麵的理解。
其實，尊隱也好，反隱也好，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無非是維護統治、鞏固政權、治民馭下的兩種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劉秀劃為尊隱一派的。他有一封《與子陵書》，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後人評說：“兩漢詔令，當以此為第一。”全文隻有五句話：“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唯此鴻業，若涉春冰；譬之瘡痏，須杖而行”。我實在離不開你。—可謂情辭懇切，語語動人。
光武帝還下過一個《以範升奏示公卿詔》。起因是這樣：太原隱士周黨被征召，麵見光武帝時，自陳“願守所誌”，拒絕行臣下拜君之禮。博士範升啟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懲治周黨。光武帝在詔令中說，“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誌焉。”結果，不但沒有加罪，還賜帛四十匹，遣歸田裏。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針對著嚴光和周黨這兩個人，實際上，對於光武此舉，也是大不以為然的。
看來，朱皇帝畢竟是個粗人。他沒有看清楚，東漢開國當時是很需要這類高士的。當王莽篡漢之際，絕大多數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並不重視名節。因此，進表、獻符、俯首稱臣者實繁有徒。對此，光武帝深為戒慮。所以，開國之初，盡管百端待舉，萬事纏身，他還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訪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歸隱者。為了提倡名節，對於那些“德行高妙，誌節清白”的隱士，不但厚予賞賜，旌表嘉獎，而且，調整了西漢末年的取士標準，把這類人列為四科取士之首。嚴光、周黨這些名士，正是這方麵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樹立的標杆。
這裏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這些名士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完全脫離政治的旋渦，絕不會給朝廷帶來任何麻煩。這恐怕是光武帝尊隱的一個大前提。非徒無害，而且有益，這樁生意，光武帝當然樂得做了。
一篇《嚴先生祠堂記》，曲折道盡了光武帝和嚴子陵互為表裏，相得益彰的妙諦。一方麵是“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一方麵，歸臥江湖，“泥塗軒冕，唯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沒有嚴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沒有光武，也難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說開來，盡管隱逸之徒極力擺脫政治的羈絆，但是，常常不免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統治者的工具。由於隱逸的實質是遠離政治紛爭，不介入社會矛盾，以極度冷漠完全消解其入世之心，進入一種無是無非的超然狀態，“萬事無心一釣竿”，因此，尊隱必然能夠收到緩解社會矛盾、減輕朝廷壓力的消釋作用。這叫作無用之為大用。
尊隱的另一種考慮，是隱士的“濾毒效應”。“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暗，苟得忘廉”（見《梁書 處士傳序》和沈約的《高士讚序》）。封建統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隱逸的高風，有助於激勵士風、蕩滌時濁。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頒發一個《賜隱士盧鴻一還山製》，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隱士盧鴻一的“固辭榮寵”，以敦士品，以厚風俗。既然鼓勵一大批士人遁跡山林，有助於樹立廉讓不爭的良好士風，進而可以減輕士人爭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壓力，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我以為，嚴子陵的高風，經範仲淹提倡之後，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時，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恰好適應了當時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釋兵權、削相權、集皇權的政治氣候的需要。
閑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為了博取禮賢下士的令名，往往發優詔，備安車，禮聘隱士入朝，以裝潢門麵，點綴太平。如果一時找不到隱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結果傳為笑柄。據《晉書》記載，桓玄推翻東晉王朝，自立為帝之後，看到曆代均有隱逸之士，唯獨本朝沒有，“乃征（西晉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並給其資用，（然後指）令（他）讓而不受，號曰高士”。由皇帝出麵，親手製造“隱士”的假冒偽劣產品，這也夠得上曠世奇聞了。
六
憑眼睛看，兩座釣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卻也頗費周折。原來，它們中間隔了一道塹壑，先要傍著一叢叢的長林古木，從東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後折轉身來，拐個六十度的銳角，再沿著那條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過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陽漸漸地熱了起來，原來站在東台的高處，“桐江波上一絲風”，吹到身上甚是涼爽；現在回到山坳坳裏，頓時覺得熱汗涔涔。好在這段山路不算太長，耐著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涼風撲麵，而且，視野更加開闊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過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來，亭子前麵，立著刻有謝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慟哭記》的石碑。石亭的兩邊柱子上，鐫刻著清人徐夜的詩聯，是描寫南宋著名愛國誌士謝皋羽的“生為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這副對聯簡要地概括了謝皋羽的生平。
他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誌。早年應試科舉，不第。1276年，元軍南下，文天祥（因他進爵至信國公，故稱“信國”）從海路至福建，任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傳令各州郡發兵勤王。謝皋羽率先響應，盡散家財，招募鄉勇數百人加入抗元隊伍，被委任為諮事參軍，與民族英雄文天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兩年後，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麵對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誘、百計勸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1282年，慷慨就義於燕京柴市。
對文天祥之死，謝皋羽悲痛至極，終生引為恨事，從此避匿民間，杜門不出。但時時緬懷故交，經常夢中相見；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邊嚴子陵釣台的西台，麵對渺渺蒼空，下臨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慟欲絕。這篇感天動地、泣血吞聲的《登西台慟哭記》，記敘了這次祭悼亡友的經過和憤激、隱秘的心曲。此後，便往來於浙江中部，遍訪宋末遺老，曆遊山水名勝，四十七歲時病死於杭州，歸葬與嚴子陵釣台隔江相望的白雲村，這裏也是唐代著名詩人方幹的終隱之地。
正如作家黃裳先生在《釣台》遊記中所說，並立著的兩座釣台，似乎向遊人分別宣示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一種是在雞鳴風雨、暗夜如磐的破國亡家之際，以極熱的心腸，椎心刺骨，奔走呼號；另一種則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以至一頭紮進寂寂的空山，完全與世隔絕，表現出至重至深的超拔與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錯綜複雜的，不似畫圖中的顏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嚴子陵與謝皋羽，表麵看來，他們代表了上述兩種劃然對立的思想境界，各據一端，如隔重城。其實，並不這樣簡單。綜觀嚴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錢牧齋在序《釣台彙集》時就曾指出了這一點。
也是在《釣台彙集》序言中，錢牧齋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世上的學者全都不了解嚴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執一詞，卻都沒有說到點子上，唯獨南宋的謝皋羽深知此中奧義。“何地不可痛哭，而必於西台？以謂子陵之於西京，信國之於南渡，其誌其節，有曠世而相感者也”。錢牧齋認為，嚴光對於西漢，和文天祥對於南宋，有“曠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謝皋羽才選中了釣台這個特殊地點悲歌痛悼的。
對於一度覥顏事清的錢牧齋，後世一向是薄其為人的，他的有關嚴子陵的發覆，人們也未必一體認同。但是，隱逸不仕，恰如錢氏所言，實在是一種頗為複雜的社會現象。如果隻從避離俗塵、尋求解脫這一角度來加以詮釋，必然會失之簡單，流於膚淺。世界上，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度，曾像古代中國那樣出現過那麼龐大的隱士階層。如何對這一社會現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從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應該是研究隱逸文化的學人共同關注的課題。可惜，我這篇文字已經不算短了，隻能到此打住。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