馳歸齊國後，孟嚐君說：“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唐代詩人胡曾有一首題為《函穀關》的詩，就是詠歎這段曆史故事的：“寂寂函關鎖未開，田文車馬出秦來。朱門不養三千客，誰為雞鳴得放回！”
集中養士，這是古代建立智囊團的主要形式。後來也有分散使用的，朝廷有重要事情，前往就地谘詢。南北朝時的道教學者、醫學家、文學家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沒到二十歲就被朝廷引為諸王侍讀，後拜左衛殿中將軍。正當春風得意之時，他主動辭官，隱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帝早年與他常相過從，對他十分敬重。即位後，屢次招他出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要事先向他谘詢，聽取他的意見。每月要有數次信使往來。當時人們稱他為“山中宰相”。
梁武帝後期，把持政府權力的士族日趨腐敗。一些士大夫寬衣博帶，戴大帽子，穿高跟鞋，整日侈談玄理，對農事和軍事一無所知，過著白癡和寄生蟲般的生活。對這種情況，陶弘景深感憂慮，臨終前，他寫了一首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意思是說：現在朝廷內外競談玄理，不習武事。結果都像晉朝的王衍（夷甫）那樣散漫放誕，像三國時的玄學家何晏（平叔）那樣，專事空談，坐而論道。這樣下去，國勢日衰，危機重重，堂皇富麗的昭陽殿要變作單於宮的！
在這裏，陶老先生為梁武帝撞擊了響亮的警鍾，也可以說是出了最後一次主意。當然，他是“不幸而言中”了。十二年後，果然發生了侯景之亂，人們都很佩服他的卓識遠見，但為時晚矣。
智囊、門客、山中宰相，形式不同，名稱各異，但他們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在充分發掘智力資源，促進知識智能社會化、實踐化方麵作出了應有的努力。
今後，依靠個別領導人的聰明才智和經驗進行決策的方法必將為集思廣益的、有科學依據的、有製度保證的決策方法所代替。也就是領導人不僅要依靠自身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智慧和經驗，不僅要依靠領導成員集體的智慧和經驗，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業的專家，依靠各種專門的決策研究班子的智慧，依靠那些知識和信息以及實踐反饋信息的綜合體，采取新的理論和方法，進行集體研究，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這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決策方法的根本性變革。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社會化的大生產的蓬勃展開，給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和信息量急劇地增加，各種需要決策的問題，如山如阜，其內容之廣泛，變化之迅速，參變量之繁多，相關性之複雜，是任何個別領導人（即使是非常傑出的天才）單憑個人的智慧和經驗難以掌握、難予應付的。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各種智囊團和谘詢機構，建立一個由不同知識結構組成的，運用現代科學理論、方法和手段，可以互相補充、啟迪的知識信息綜合體，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了！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