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海錄》的一項特殊貢獻，是作者在實地踏查的基礎上，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沿途經過的一切重要地址，而且載述了各地的名勝古跡、沿革變遷、曆史掌故、山川風貌以及方位、裏程、地形、地勢等。比如，他在二月十二日這一天，記述了在杭州的見聞：
浙江布政司東南至海，南至福建界，管十一府、州，統七十六縣。內有杭州為第一，即五代時吳越國，宋高宗南渡遷都之地，所謂臨安府也。··城中又有吳山，其景最好，上有十廟—伍子胥廟、三茅觀、四聖廟等也。又有九井三潭，吳山大井為上，郭婆上八眼、下八眼、中八眼、西寺等井居次。又以小溝浚西湖之井導入城中，府之鎮乃武林山也。西湖在城西二裏，南北長，東西徑十裏，山川秀發，歌管駢闐之地。竹閣在廣化院，白樂天所建。樂天詩“宵眠竹閣間”者此也。嶽鄂王墓在棲霞嶺口。冷泉亭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古誌“許由嚐飲於靈隱澗”者此也。表忠觀在龍山南，有東坡所撰碑。風篁嶺在放牧馬場西，即東坡訪辨才之處。南屏山在興教寺後，崖壁剝落之餘，唯存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及米元章書“琴台”二字，坡詩“我識南屏金鯽魚”者此也。蘇公堤與興教寺相對，東坡守杭州時所築，長十餘裏，中有六橋。旌德觀在蘇公堤第一橋下。袁韶奏請建祠，取錢塘名人—自許由至張九成及節婦五人等三十九人—摘傳立祠。豐樂樓在城西湧金門外西湖岸，其北有環碧園。玉蓮堂在湧金門城北，門內又有湧金池。玉壺園在錢塘門外，東坡詠南漪堂杜鵑花即此也。
在四百多字的記述中，不僅涉及到杭州治所及其沿革，道路裏程，還描繪出風景名勝，曆史故實，名人遺跡，詩文書法，提到了許由、伍子胥、白居易、司馬光、蘇東坡、宋高宗、嶽飛、米芾等許多曆史人物，甚至連做過《錢塘先賢傳讚》的南宋時的臨安府尹、當時並沒有多大名聲的袁韶，也不忘綴上一筆，真是淵博得很。
崔溥在《漂海錄》中保留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3月26日記載：自天津衛以北，白沙平鋪，一望無際，曠野無草，五穀不生，人煙鮮少。是日大風，沙塵漲天，目不能開。次日，船向通州進發，“至和合驛，又過郭縣，縣治在河之東岸，碼頭巡檢司、崔氏園亭在其中。至此，沙堆高大如丘陵然。又過火燒屯、公雞店、李二寺、長店兒、大通關、渾河口、土橋巡檢司，至張家灣，即諸路貢賦、朝貢、商賈之船之所集處也”。筆者近日曾親臨其地考察，發現文中提到的絕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在運用，隻是“高大如丘”的沙古堆已經夷為平地；而郭（讀音為“火”）縣確實為古縣名，遼代設置，元代升為郭州，明初降州為縣，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州區東南郭縣鎮。所記十分準確。
五
從《漂海錄》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儒學對於當時的朝鮮半島的影響，至為深廣。朝鮮半島三國時代，即已悄然興起慕華之風，主要表現為對中國禮樂文化、禮儀文明的學習與吸收，開始向儒家化邁進；到了後來的朝鮮王朝，就已經完全儒家化了，並波及到日本等國，其最大特征是漢字的推廣和使用。崔溥的《漂海錄》就是以標準的漢文書寫的。朝鮮半島地處“中國儒學文化圈”的中心，儒家文化在其民族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如《漂海錄》中所記述的：在那裏，“生子先教以小學、家禮，治喪、居家一皆遵之”；“家家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為職分事”；“士子皆以經學窮理為業”；“精研四書五經，其專治一經者不得齒儒者之列”。
出身於儒士家庭的崔溥，自幼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並接受了正統的儒學教育。他精研“四書五經”，“以格致誠正為學”。從《漂海錄》中看到，崔溥不僅對於中國儒家文化精研深治，爛熟於心，在記述和對答中，舉凡典章文物、經史詩文、掌故傳說，信手拈來，如數家珍；而且，奉儒學經典為行動準則，在實踐中身體力行，即使處於九死一生的危難關頭，仍然恪守不渝，絕不稍有差池。尤其是在躬行孝道、忠君愛國、維護國家尊嚴方麵，崔溥堪稱當時讀書士子的楷模。
他流寓中國，達四個半月之久。一路上，不管是乘船騎馬，雨日風晨，他始終是穿著孝服、戴著孝帽，不飲酒，不茹葷，以示孝親之悃誠。即使在風濤險惡，橫海漂流、生死未卜之際，他也仍然如此，絕無半點兒馬虎。一次，從吏們向崔溥秉報說：前番遭劫，大人沒有示之以官人服儀，以致受到賊人的百般淩辱、迫害，幾至於死；今日應該從權達變，脫去孝服，換上官服，以應對海盜，使其知所戒懼。崔溥聽了以後，正色反問：“爾何以害義之事導我歟？”從吏申辯說：“當此之時，與死為鄰，何暇治義哉！姑當權便取生道，然後以禮治喪，不害於義。”崔溥峻拒之，曰：“釋喪即吉，非孝也；以詐欺人，非信也。寧至於死，不忍處非孝非信之地。吾當順受以正。”
崔溥一行到了北京以後，接受官府賞賜，按禮儀須著官服，這使他左右為難，不知如何處置：“當喪即吉，恐不合於禮；且以喪服入朝，義有不可。”怎麼辦呢？後來幸虧接受這種賞賜，並無嚴格要求，臨時遣其從吏代領，才算了事。但是，入朝謝恩時，崔溥必須親自拜見皇帝，而他又不能穿著孝服麵君。在這種情況下，他便在入闕（長安門）時換上朝服，拜見皇帝的儀式結束後，他再在長安門外穿上孝服。這種一切行止完全按照《儀禮》、《孝經》來辦的執著與虔誠，即使在當日中國的朝士中，恐怕也不多見。
在踐行儒學的整個過程中，崔溥把“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移孝為忠，為國效力，看作至高無上的倫理道德。他以儒家經典為依據，認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盡孝於親而忠於君者。”崔溥在接受大明皇帝的賞賜後，即向下屬特別強調：“帝之撫我賞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他一路上謹言慎行，有人以“越界無妨”，勸他消除顧慮，盡可從容。崔溥回答說：“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負其國，異其行，變其主乎？”當他們曆盡艱危，最後漂流到中國海岸時，崔溥還念茲在茲地提醒下屬：“我國本禮義之國，雖漂奔窘遽之間，亦當示以威儀，使此地人知我國禮節如是。”
按照儒家的觀念，“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崔溥始終堅持人格的修養與官德的恪守，處處身先士卒，嚴於律己，剛正廉直，一絲不苟。他在處理生與死、公與私、誠與偽、經與權、徇情與守義、利人與克己、人格與國格等人生重大問題上，以其高尚的品格、堅定的原則性和凜然無畏的奮鬥精神、忍苦耐勞的超常毅力，為一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贏得了國人的尊敬。
六
崔溥歸國後，除了完成《漂海錄》的寫作，史料中其他記載不多。我們隻知道，他在守孝期滿之後，曾受到朝鮮國王成宗的召見；而後，又曾兩次隨同朝廷的謝恩使、聖節使重返北京，覲見明朝皇帝。朝鮮王朝燕山君四年（1498年），崔溥因剛直不阿，不畏權貴，仗義執言，亟言峻諫，觸怒了國王，遭到搜家、拷打，最後發配流徙到鹹鏡道端川；六年後，拿致詔獄而卒，年僅五十一歲。兩年後，朝廷追贈其為“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崔溥歿後，有後人編輯的《錦南集》傳世。
由於《漂海錄》是奉王命寫作的，當時除宮廷中少數人傳閱，外間“願見者眾而流布未廣”。直到崔溥去世七十年後，經過他的外孫柳希春校正題跋，鐫版刊行，這部珍貴的文獻才得以傳世。1896年前，先後印行過五個版次。日本於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譯成日文，美國於1965年亦將其翻譯過去；到了1979年，崔溥的後裔又將這部漢文典籍譯成本國文字。而我國，直到1992年才出版麵世。北京大學的葛振家先生對全書細加點校、注釋，先後整理、出版了崔溥《漂海錄》點評本和《崔溥〈漂海錄〉評注》，並進行深入研究，撰寫了多篇富有創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專題論文，“為我們現在研討國外漢字文化古籍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範本”（著名學者傅璿琮先生評語）。其創辟、疏鑿之功，猗歟大矣。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