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我又講，就是這個蘇東坡，每到一處總喜歡作詩，像我喜歡看書一樣，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可是，他竟忘記了身旁經常有人往上打“小報告”。結果，遭來了種種麻煩，惹下了無窮的後患，弄得顛沛流離，四處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與可苦苦勸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但他還是吟了。結果，七年後被人抓了辮子，說他那首詠檜柏的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是詛咒皇帝的。幸虧皇帝寬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後貶到了黃州。後來幾經輾轉，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時間，他感到很舒適，人也胖了，臉也泛出紅光，便情不自禁地寫詩抒懷，其中有兩句：“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誰知又被人打了“小報告”，說他在這裏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為荒遠的海南島。
聽到這裏，小護士們齊聲說，那些打“小報告”的人真可恨。我說，是呀！古往今來，這種人名聲都不好，咱們可要以此為戒呀，以後我再看書，你們可不要向護士長“告密”了。大家嘩地一聲笑了起來，說：“我們上當了，原來，你繞著彎子來表示抗議。”
三
“一臥滄江驚歲晚”。轉眼間，已經臥病兩個多月，進入深秋了。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種環境，結束這種痛苦的羈留呢？我越是這麼想，心情便越是變得煩躁不安。
手術後伊始，不間斷地插管、換藥、打針、拆線，體溫升高盼著降下，胸部陣痛渴望平複，每天都處在緊張的企盼與熱切的期待之中，騰不出心思來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見好轉，體質逐漸複原，卻還未能返回工作崗位，整天僵臥床頭，無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憂矣，不可斷絕。”
蘇東坡說過，“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無奈閑則閑矣，心卻安不下來。躺在病床上，心潮湧蕩，百感中來，半個世紀的前塵往事，靈魂的拷打與拯救，個人的生存與死亡、希望與絕望、歡樂與痛苦、成功與失敗、驕矜與愧悔、得意與失落，帶著一種遼遠的時空感，忽剌剌攢聚心頭。
過往幾十年間，朝朝暮暮，繃緊生命之弦，“拚命三郎”似的，奮鬥、拚搏、磨煉、積累，對於自己，總覺得不滿足，總認為應該做出更多的貢獻，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滅頂的風濤，麵對著時時高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驀然產生一種幻滅感，覺得一切希望與抱負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頓時由原來的壯懷激烈變成了意冷心灰。一時間，困惑、憂鬱、浮躁、壓抑、焦慮、恐懼、失望、悲傷，鋪天蓋地般湧來。
病後，最典型的一種情緒，是表現為懷疑某些規律、常識、公理的虛無主義。比如說，抽煙、喝酒容易致病，這被認為是常理。可是，我從來沒有吸過煙，酒也是絕少沾唇的，怎麼卻得病了呢？相反地，許多終日嗜煙如命者，逢酒必喝、鯨吸豪飲者，卻健壯如常。那麼，上述說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規律性呢？
再比如說，幾十年來，我對於生命在於運動、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論，信守不渝，日日堅持，從不間斷，可是，結果又如何呢？還有，醫學認為，錙銖必較，患得患失，情懷抑鬱，於健康不利，而我是屬於那種賦性淡泊、曠懷達觀的人群，那為什麼也會罹患致病呢？為什麼？為什麼？問號一個接著一個，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東西一多，人們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誤區，難免在科學與迷妄、必然與偶然、存在與虛無之間茫然卻顧了。
當年，蘇東坡離開杭州的時候，曾經發出過“別後西湖付與誰”的慨歎。我倒是沒有這類牽掛，臥病期間，想得比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個“沒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圖書該如何處置呢？
半個世紀以來，節衣縮食，積銖累寸，窮搜盡索，遠近營求，居然聚集了一兩萬冊圖書，使我坐擁書城，儼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對，時時都能憶起每冊圖書背後的無盡滄桑，想到購書當時發生的令人動心動容的故事，想到書本上滲透著的點點心血。事實上，書籍已經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這些書豈不就成了可憐的流浪兒？
孔老夫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覺得，人而無“執”，太也空虛了。愛書成癖，這就是一種“執”。本來，佛禪教給我們的是“無執”，那麼，已經“有執”了，又怎麼辦呢？就要“破執”—隻要想到舊夢如煙，人生無常，就應該“執”而能“舍”。然而，談何容易。
從前，像良田美屋能夠傳承子孫一樣，也有“詩書傳家”的說法。可是，學問與癖好是不會遺傳的。何況，在商品大潮和“關係學”行時的衝擊下，還有哪個子弟癡憨如我輩者流，肯於孜孜苦讀，埋首於黃卷青燈之下呢？水、火、蛀蟲和刀兵，一向是書籍的四大厄運。
當時想，與其日後這些書籍像蒲公英的種子那樣隨風飄蕩，或者被論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紙漿，或者散落街頭，包裝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種厄運，索性讓它一了百了。
傷哉，這作家的情懷，這學人的最後牽掛啊！
四
長夜無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來，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複性，而疾病又是伴隨著生命而來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問病根深與淺，此身應與病齊生。”獲得生命之後，不能隻知消費它，支配它，享用它，還須考慮怎樣滋育它，調適它。應該想到，弄得不好就會得而複失，總有那麼一天，會像江淹的五彩筆那樣，被“造化小兒”索回。
特別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漸衰減，人生旅程進入了事故多發期。古人有“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的說法，反映了新陳代謝、老病相關的客觀規律。
可是，由於長期以來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誤以為自身體質絕佳，從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棄了對疾病的應有的警覺。其實，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說過一番哲理性很強的話：
楚霸王不害病則沒得可說，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種律動，須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這變而不猛的曲折裏。微微暗些，然後再明起來，則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過了度，忽然燒斷，如百度電燈泡然。這個，照直了說，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過一場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辯證法，也增強了承受能力。就這個意義來說，病床也是大學校。記得一位作家說過，池水不驚、波瀾不興的小時代，人心覺悟的機會，似乎隻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闊，不必火燙油煎，隻要得過一場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幾次，人們就會領悟到健康比什麼都要緊。什麼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權勢，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著不放的東西，很可能一轉眼間，就全都不再屬於自己了。這個時候，也唯有這個時候，才會冷靜地思考一回：從前那麼苦抓苦曳，拚死拚活，究竟所為何來？
“隻有死才能夠使人了解自己。”—英國曆史學家饒列如是說。
是呀，平時頤指氣使，勢焰熏天，自以為不可一世的人，臨死的時候就會知道，原來自己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角色；億萬富翁一死，同窮光蛋又有多少差別！除了嘴裏含顆珠子，任何財富對於他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到了這個時節，人會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清醒一些，會發現平日諸多可悲、可笑、可憫之處。
當然，這種“紅塵覺悟”不見得多麼牢靠，有時消失得很迅捷、很幹淨。人是一種善忘的動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複了健康，就把這些感悟忘得無影無蹤了。
我素性喜靜，不慣應酬，臥病之初，請求領導批準，以“病情危重，謝絕一切探視”為由，在樓下設置一個接待崗，負責收受慰問的函件和留言，四個月過去，居然積累了半尺多厚。財物一概拒收，—其實，這種做法本身，就堵塞了當時盛行的“以病斂財”的門徑，因為各種饋遺往還都是私相授受的。隻有兩次例外，一次是我的前任老部長，釣了一條大鯉魚，親自送了過來，委托食堂烹煎為我佐餐；另一次是收下了沈陽市同誌送來的甲魚湯。有時，遠道趕來的一些作家、學者被準予入室探訪，我們便海闊天空地討論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課題。
五
記得曾經談到：從前，人們常用“貧病交攻”來概述一個人的窮愁潦倒，習慣於把貧和病聯係在一起，這原是客觀實際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見諸文字的，卻隻有漢代揚雄的《逐貧賦》、唐代韓愈的《送窮文》，而未見到有誰發出討伐疾病的檄文。清代舉人胡大川的《幻想詩》中倒是提到了：“但願百年無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
有人說了，還是生活在古代好，那時疾病相對地少。疾病少，這無疑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許許多多在今天看來算不上什麼的症候，在古代，卻眼睜睜地看著它置人於死地而束手無策。《左傳》記載，晉景公“病入膏肓”，疾不可為，意思是成了絕症。今天看來，所謂“膏”，係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醫說法，在心髒與隔膜之間。病入此間，總不會是不治之症吧？現在，不僅許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嚴重威脅人類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腦膜炎、天花、霍亂等，已經被一一征服，而逐漸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