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燕都遊覽誌》記載，燈市口一帶“衢中列市棋置，數行相對，俱高樓，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廛中“凡珠寶玉器以逮日用微物，無不悉具”。此間，明清時期由於是著名的燈市，夜裏觀燈，日裏賣燈，因此最為繁華、熱鬧。現在這一帶，高樓櫛比，繁華依舊，隻是燈市不見了，已為滾滾的車流和潮湧的人流所代替。好在豐富胡同這條小巷還十分僻靜，來往的人不多。
老舍故居在小巷西側，是一個典型的四合院，像它當年的主人一樣，樸素得很。進得門來，右側有一麵不大的照壁，整個院落整潔、雅致，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先生在日，院中種滿了花草。雖然名貴的不多，但東風吹過，照樣開得雲霞燦爛。天井中，先生手植的兩棵柿樹，如今依舊綠葉紛披，隻是樹下再也見不到主人那慈詳的身影了。
故居共有十九間房屋，展室中陳列出萬餘件藏品，包括十九卷《老舍文集》、書畫、生活器具、衣物和先生各個時期的圖書資料。主房照原樣保留了先生的臥室、書房和客廳，床上還散放著先生當日擺弄過的撲克牌。各種陳設都是極為簡樸的，沒有任何豪華、奢侈的用具。書房裏擺著一個大理石麵的書桌，上麵存放著文房四寶。客廳不大，卻也非常樸素、典雅，展廳中陳列了先生在此接待包括周總理在內的許多知名人士的照片。這使我想起了劉禹錫《陋室銘》中的警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也正是在這個小院裏，先生給我們留下了那麼多珍貴無比的文學遺產。共和國成立後兩個多月，先生就從香港回到了首都北京。從1950年搬到這裏，直到1966年8月23日含冤謝世，再沒有遷出過。十六年間，他在這裏寫出了《龍須溝》、《方珍珠》、《茶館》、《西望長安》、《神拳》、《正紅旗下》等二十多部劇本、小說以及曲藝、散文、詩歌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魯、郭、茅，巴、老、曹”之說。作為當之無愧的“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的藝術深深植根於人民大眾之中，他的作品融平民意識、現代意識、地方色彩和執著的文人氣質於一體，那種具有悲劇性的幽默風格，尤其為中外讀者所深愛。
十多年前，為了尋訪先生的“終焉之地”，我曾專門跑到德勝門的西邊，去找太平湖的那個偏僻的小公園，可是，已經滿目皆非了。先生當日沉身的後湖填平了，成為地鐵的機務段，外麵套上了一列圍牆。
我忽然想到，先生於1938年曾經說過：“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裏。”為了祖國，為了人民，先生是真正“盡責”了，可說是“鞠躬盡瘁，死爾後已”；可是，我們卻未能為他立下一塊短碑，因為不知他的骨灰撒落何處。
歸途上，滿懷抑鬱的心情，不禁對著高高的德勝門慨然浩歎：“彼蒼者天，曷其有極！”當然，就逝者本人來說，這也許無關宏旨，—千秋自有豐碑在，他早已活在世代人民的心中。但對於活著的人們，是每當想起來都要錐心刺骨的。
不知不覺，三個小時過去了，馬上就要閉館。在即將離開小院時，我站在兩棵柿樹中間，請人為我留了影。爾後，還依依不舍地在樹下盤桓，一麵親切地手撫著光滑的樹幹，一麵默默地記誦著《詩經 甘棠》篇的名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同樣，我們所有前來瞻謁老舍故居的觀眾，也會永懷先生的遺愛的。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