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們沒有理由盲目自卑。伏爾泰說過，中國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萊布尼茨也說，如果讓哲學擔任裁判的話，一定會把金蘋果獎給中國人。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在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方麵，有些也是需要改進的。比如學術研究，我們往往著力於占有資料、占據事實，麵向廣度推衍，直到它的極限，而在有限的區域向縱深，向高度，向虛空開掘卻很不夠，也就是不善於依靠邏輯思辨的力量，由具體進入抽象，進入哲學思辨的境域。儒學傳統，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話：“孔子的學說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對於事物的分析判斷，我們往往喜歡絕對化，兩極判斷，習慣於劃線，左右、正誤、唯物唯心、進步反動，把各種人和事都清清楚楚地分開，這樣，往往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東西。不是不要講政治立場，而是應該辯證地加以區分。我們不習慣於提出疑問，缺乏懷疑精神。對於一個知識者來說，缺乏問題意識，不善於對社會、人生、自然現象、心理反映經常提出問題，容易導致思維的僵化與弱化。
我們的思維往往是求同的，而在域外，人們的思維則往往是求異的。這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那年，我到韓國的釜山大學去訪問，聽在那裏任教的李曉虹博士講，她在課後邀幾位女學生一塊上街去買衣服。幾個女學生感到有些詫異，問道：“李老師，你給自己買衣服，為什麼要叫我們去幫忙？”李老師說：“我對這裏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都時興什麼款式，自己拿不定主意，想讓你們幫助參謀參謀。”學生們說：“挑東西要揀自己喜歡的，又不是給別人穿，沒必要征得他人的認同。我們的心態是體現自我。如果這天出門，發現自己穿戴的與別人雷同，便立刻回去更換一下。”聽到這些，我們都深受觸動，深受啟發。
魯迅先生在一封信件裏曾經談到：“要技藝進步，看本國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自己還很有缺點，必須看外國名家之作。”這是就研究木刻而言，而且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七十年；但我想，道理還是共通的，今天對於我們仍有借鑒意義。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必要性。
文學名著《鏡花緣》和《魯濱孫飄流記》裏的主人公，都曾遠遊海外，曆經顛折，兩部書以他們各自的海外奇遇為線索展開了故事情節。唐敖走的是一條舊時中國文人在仕途無望之後離塵出世的老路：科場失意之後，他為了縱覽大洋海島山水之勝，消解愁煩，遍遊三十餘國，最後到了蓬萊仙境，吃了仙草，遂撒手塵凡，成仙入道。而魯濱孫的率然遠行，則是因為不安於家庭生活的舒適、平庸，為了探索新的世界，攫取更多的財富。他航海到了巴西，成為種植園主，又往非洲販運黑奴，因遇風失事流落荒島，居留二十八載，曆經種種困難，最後成了所在殖民島國的主人。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魯濱孫的故事，一方麵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麵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那種冒險進取的創業精神。《鏡花緣》定稿於1817年，《魯濱孫飄流記》初版於1719年，前後差了近一個世紀。18世紀初的中國，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魯濱孫式的人物，當時所缺少的也正是這種勇於進取、大膽冒險的精神。
我們把這兩部書比較著看，對照著讀，就會從中領會到兩種不同文化傳統、不同民族性格的鮮明特點，加深對於社會人生、人的生存條件、生命價值的理解。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