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文的文采
一
按照中國傳統做法，一切文學性的和非文學性的散體文章，也就是不押韻、不駢偶的文字，都納入“散文”的範疇。朱自清先生認為，“論文、宣言等不用說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學之內”。實際情況是，那些文采斑斕的抒情、敘事、寫景文章，像《滕王閣序》、《阿房宮賦》、《嶽陽樓記》、《荷塘月色》等等，自然都是散文；而雄辯滔滔的論說文字，比如韓愈的《師說》、《諱辨》，駱賓王的《討武曌檄》，蘇軾的《留侯論》，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都是典型的論說文字，今古散文範本都把它們納入其中，並作為標準、典範來看待。這類散文的功力，不僅表現在識見高超、認識深刻、表達充分、說服力強方麵；而且，以其格調高雅、形象生動、表現力強，見稱於世。
這樣說，有人會問了：一般思辨性散文，比較輕巧、靈便，有施展技巧、表現文采的餘地；而學術論文要求結構嚴謹、局麵開闊、學理深厚、邏輯緊嚴，也能達到這種境界嗎？這裏恐怕要說兩句話：一句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應該承認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學術論文由於文體限製，要達到那種活潑、通脫、輕鬆、隨便的程度，確實難度很大。另一句話，難度大不等於不可能；不僅可能，而且必需。
一般散文也好，學術論文也好，都要麵向社會，麵對讀者，都要讓人喜歡讀，讀得進，讀得懂，否則就隻能束之高閣、懸置於“象牙之塔”了。正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其一；其二，既雲思辨，即應該以現代意識為引領，對社會、曆史、人生有敏銳的感悟和比較深刻的體驗，體現主體性的思考，有發散型而不是封閉型的思維方式—在這些方麵，學術論文與一般思辨型文字，要求是一致的；其三，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凡是大師級的、水平特高的作手，他們的學術文章都明白曉暢，深入淺出，都能以簡馭繁，化難為易，化複雜為簡單，變佶屈為通暢；倒是一些半通不通、似懂非懂者，往往以艱深文簡陋，拉“洋皮”作大旗；其四，中外古今，都不乏學術著作極富文采，甚至以文學手法出之的成功事例。
最典型的當數《莊子》。它既是先秦時期一部高深的哲學名著，同時，又是一本世所公認的澤流百世、傳之無窮的散文精品。麵對《莊子》這部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華四射的幽邈迷宮，玄妙的哲理，雄辯的邏輯，超凡的意境，奇姿壯采的語言，令人顛倒迷離，眼花繚亂，意蕩神搖，流連忘返，不禁歎為觀止。我們通常把哲思與詩性的完美融合，看作是文章的極致，《莊子》一書就達到了這種境界。作者通過離奇的形象、誇張的言辭、荒誕的情節，來編織五彩繽紛的言“道”畫卷，裏麵散發著濃鬱的詩性、詩情，閃爍著縝密的理性光彩，產生了常讀常新的藝術感染力。
當代學者姚曼波說：“在《莊子》中，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緊密結合，水乳交融，相互補充，其契合之巧妙，如同演雙簧戲的兩個角色，在形象思維的一舉手一投足背後，都清晰地透出了邏輯思維的理性聲音。它真正是思想的文字和幻想的文字的和諧結合。”通過哲與詩的聯姻，使文學的青春笑靨給冷峻、莊嚴的哲思老人插上飛翔的翅膀，帶來歡愉、生機與美感，灌注想象力與激情；而穿透時空、閱盡滄桑的哲學慧眼，又能使文學倩女獲取晨鍾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力，引發人們把對世事的留連變成深沉的追尋，通過凝重而略帶幾許蒼涼的反思與叩問，加深對人生的認識和理解。
難怪清初文學批評家金聖歎認定《莊子》為“天下第一奇書”，把它同《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並列為“六大才子書”；魯迅、郭沫若、聞一多先生也都給予極高的評價：“其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他那思想的超脫精微，文辭的清拔恣肆，實在是古今無兩”；“讀《莊子》，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和文字、外形和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
二
我們可以運用莊子及其著作這一個例，分析、研索一番學術著作而有文采的規律性認識。
在先秦諸子中，莊子的思維方式是至為獨特的。學術界一般地把它概括為直覺思維。這裏說的直覺，是指超越於一般感性和理性，采用非分析判斷的、非邏輯推理的方法，通過感悟、借助詩性等途徑，實現直接的本質理解和綜合的整體判斷，屬於中國傳統的一種整體認知方式。有的學者考慮到它的突破常規、衝決框範、不受時空限製，以想象、聯想和逆向、側向為基本特征，稱之為“非邏輯思維”；也有的稱之為“意象思維”，即用某種具體的形象來說明抽象的觀念或原則，實現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認識飛躍。要之，莊子具有藝術家的氣質，不注重外在客觀性的知識，以及概念的分析、剖斷；而看重實際生活的體悟、主體內在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