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有些文化類型、有些知識分子不能或不應進入市場，那又怎麼辦。如果考慮到在市場麵前的差別，知識分子似乎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創造知識與智慧的人與傳播知識、智慧的人（如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一類是應用知識的人（如工程師、臨床醫生）與另一類傳播知識的人（如通俗小說作家、電視劇導演、歌星）。對於前一類型的人，如果問他們：“諸位的研究成果如何體現？”或者問他們：“你們的成果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造福於人類？”他們恐怕不容易說清楚。這是因為科學發現能否走入應用不是都能夠預測的。有的即使可以走入應用，發現與應用之間還會有巨大的時間跨度。如果單從應用角度著眼，我想，愛因斯坦是不會選擇相對論的。同樣，如果有誰若問：“《楚辭》、唐詩、《紅樓夢》與改革開放有什麼關係？”很難具體說清楚。
這裏又引出一個世俗功利的考慮問題。科學文化中有許多範疇，如哲學、文學、史學、考古、藝術、宗教的價值，並非也不可能在功利主義的坐標上得以肯定，而是要從文化自身的內在價值的立場上，從實現人的全麵發展、提高國民素質、滿足人性與人生需要的高度來認定其社會價值。“五四”以來，有一種思潮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立起來，除了全盤西化思潮的影響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未能解決判斷文化價值的標準，功利主義的影響太深。這應該說是一個深刻的教訓。要講功利，世間最實際的、可以立見功效的，就是種田、務工、經商，最不實際的是基礎科學研究。但後者又是絕不可少的。這裏就顯現了政治係統與文化係統對市場係統的製約、調節作用。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取決於三大係統的獨立存在與協調發展。改革開放後的現實證明了這一點。
（六）高等層次的文化需求，有待於引導和培養。我看到過一個俄國記者寫的文章，談到他對北京和莫斯科的不同感受。他說，北京確實非常漂亮，現代化程度很高，這方麵莫斯科相形見絀；但是，文化氛圍趕不上莫斯科。比如，莫斯科有幾十個大劇院，每到晚上，莫斯科人穿著整齊漂亮的衣服去參加音樂會或者看劇；而有些北京人則熱衷於請客吃飯，或者看電視、串門、聊天。這種現象恐怕不是孤立存在的。到過國外的同誌會注意到，在地鐵和其他城市交通車上，幾乎人們都拿著報紙、書籍看，這一方麵出於重視文化學習的傳統習慣，另一方麵是由於客觀形成的壓力—跟不上就落伍、被淘汰。某音樂學院一位負責人講，他帶領學生去國內某沿海城市演出，結果發現演出票幾乎全是贈送的，他好奇地問：“怎麼回事兒？”回答竟是：贈送票還不願意來呢，誰肯買票參加音樂會？看來事近荒唐，真是公費包攬了一切；但又絕非個別現象。說明幹部群眾精神方麵的高等層次的需求還有待於培養和引導，欣賞、消費高雅文化的意識與習慣，並沒有在我們整個社會中形成。
每個區域的文化吸引力同那裏幹部群眾的文化素質和文化水準成正比例。我們要想辦法提高他們的文化參與意識、文化興趣，形成濃厚的文化氛圍，進而增進人文素質，增進區域的文化魅力。應該讓文化內涵、文化底蘊貫注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環節，每一項活動中去，如購物、廣告、娛樂、餐飲、多媒體製作、文化觀光、旅遊，等等。從世俗文化、大眾文化起步，使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
培根說過，科學的力量取決於大眾對它的了解。我看，文化的力量同樣取決於大眾對它的了解。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