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作者又列舉了漢代的一些故實：一天，漢文帝到上林苑去，詢問畜養禽獸的情況，上林尉答不上來，而掌管虎圈的小吏（嗇夫）卻應答如流。文帝十分賞識，想提拔他做上林令。隨從的張釋之進諫說：絳侯周勃老實厚道，德行很好，這您承認；可他卻是木訥寡言的。這個嗇夫倒是長於口辯，但他卻並無實際本領。提拔了他，恐怕“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這將造成很壞的影響。文帝接受了這個意見。
還有漢初的“三傑”之一張良（子房），看去柔弱得像是婦人孺子，但他卻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而漢武帝時的江充倒是“為人偉岸，容貌甚壯”，結果卻造偽奸詐，為害甚大。如果這兩個人站在一起，那該提拔誰、罷黜誰呢？還是廷尉張釋之高明啊，他對提拔、廢置什麼樣的人極為審慎。花言巧語、偽裝和善的人，肯定是德行很差的。就怕當政者不能加以識察呀！
這首詩通篇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來論述識才、用才問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其實，“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形貌如何本是天生的；它與後天獲得的德才學識狀況原無必然聯係。清代治才施世綸相貌十分醜陋，外號“施不全”。初做縣尹時拜見上司，上司掩口而笑，施公嚴肅地說：“您大概是因為我相貌醜陋吧？人麵獸心，可惡；像我，獸麵人心，又有什麼妨害呢！”
西方有一種顱相學，其創始人吾爾認為，人的各種心理才能，都在腦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並在顱骨外形上有所反映。例如，他看到聰明人前額隆起，就將這個部位定為“智慧”，他看到有的扒手耳前有一隆起，便將這個部位定為“貪得”。吾爾將人的頭骨分為三十三區，每區都標以號碼，分別代表有關才能特征。在中國，也有所謂麵相學、手相學。這同中國古代戲曲中那種奸臣必然白臉，壞蛋一定尖嘴猴腮、賊頭鬼腦的“臉譜化”，同樣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戲曲中這麼處理，人們或可接受，但在實際工作中，如果憑它來取士量才，就要大大誤事了。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說得好：你可以從外表的美來評論一朵花或一隻蝴蝶，但不能這樣來評論一個人。
“取人以貌言”，作為封建社會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產物，今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它的流毒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有些當政者在識才選才上，隻看表麵現象，不注意考核本質；有的聽其言而未觀其行，結果把那種誇誇其談、不幹實事的人選了上來；有的把資曆同水平畫等號，不論才能，隻看資格；不問品德，隻憑輩分。凡此種種，都是封建時代以貌、以言、以資取人在當前選才、用才問題上的反映，是我們必須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