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龍不能失水
唐監察禦史、著名詩人元稹，原在京城長安供職，後因彈劾貪官暴吏，得罪了權臣，被調到洛陽東台任職，不久又被貶作江陵士曹參軍，掌管工役事項。期滿回京，靠著好友李絳、崔群、白居易等說情、辯護，才得轉任通州（今四川達縣）司馬，充任通州刺史的佐僚。到任之後，元稹寫信給白居易，備述通州艱苦、窮荒之狀。
白居易看了來信，悵然有感，寫了四首七律，其四雲：
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
傷鳥有弦驚不定，臥龍無水動應難。
劍埋獄底誰深掘，鬆偃霜中盡冷看。
舉目爭能不惆悵，高車大馬滿長安！
乍看，這隻是一般的懷友憐才之作。說，我的朋友處在悲慘驚駭之地，當個並無定職的閑員，由於屢遭貶謫，久困下僚，像驚弓之鳥、失水困龍，像深埋獄底的寶劍和備遭冷遇的寒鬆。長安城內盡是達官貴人的高車大馬，可是，元稹卻懷抱利器久被沉埋，怎不令人舉目惆悵！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精辟地提出了一個“蛟龍不能失水”的問題。也就是說，要使人才充分發揮作用，必須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傷鳥有弦驚不定，臥龍無水動應難”。整天像驚弓之鳥那樣提心吊膽，慘怛恓惶，或者像失水的蛟龍那樣，沒有施展長才的條件，即使奇才蓋世，也是無能為力的。
就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來說，製約著人才的發現、培養和使用的，至少有三個方麵應該考慮：
首要的是社會時代。如所周知，唐代文學人才興旺發達。當時最高人口數字不過五千二百多萬，而有傳世之作的詩人，就超過兩千三百多名，差不多每兩萬人口中就有一個。如果算上其他方麵的文學家，比例就更大了。究其原因，一是社會經濟發展對文學藝術的需求。唐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整個社會特別是上層人物，要求文學藝術事業能夠與之相適應地發展，以滿足和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二是唐初全麵實行科舉製，以聲律取士，極大地鼓勵了廣大知識分子的進取精神，寒族人士有了表現才能的機會。正如《全唐詩》序中所說的：“蓋唐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三是當時在文化藝術方麵實行了較為開放、自由的政策。正是這些因素，為文學人才蔚然群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同樣出色的人才，其遭遇卻迥然各異。19世紀70年代，中國的嚴複與日本的伊藤博文同在英國留學，而且同班。論學業，嚴複名列第一，伊藤居於第三。伊藤回到日本後，正趕上明治維新，日本社會從封閉型轉向開放型，亟需熟諳西方政治經濟的人才。因此，伊藤得以三任首相，大顯身手。而嚴複所處的社會時代，卻是清廷門戶雖被列強打開，但封閉式的基本國策並未改變，腐敗程度有增無減。致使這位曾是壯懷激烈的留學生，報國無門，最後，從譯述《天演論》等著作啟蒙他人轉為用鴉片煙來麻醉自己。這個事實，說明了社會時代對於人才的成長起著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人才問題上，當政者態度如何，也至關重要。王安石說過：“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他尖銳地指出了妨礙人才輩出的“三蔽”：一是君主自以為高明，一人就可以主宰全局，“去辱絕危”，而人才之得失是無關大局的；二是“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故“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三是隻待人才自發產生，而不去千方百計發現和培養人才，甚至還認為天下實在無才可取。上述三種情況雖然用心不同，但壓抑人才的成長，“其致一也”。
最後，從私利的本性和各種陰暗心理出發的妒賢忌能的惡習，以種種方式壓製人才。最常見的是讒言惡語，閑言碎語，冷言冷語。俗話說：“舌頭底下壓死人。”又說：“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要使人才順利成長，必須隨時清掃社會環境，搬開這些無形的絆腳石。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