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人間無好漢
貞觀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初即位。為了充實、完善中央政權機構,要大臣封德彝負責舉薦賢才。但等了幾個月,也沒見選上來一個。太宗發出了責問,封德彝答複說:“並非老臣不盡心竭力,實在是找不到奇材異能之士啊!”太宗嚴厲地批評了他:
前代的聖君明主選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各取其所長。他們選拔有用之才都立足於現實,難道還能向異代去借用人才嗎?其實,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有賢才的,關鍵在於你是否認真地加以識拔。
可謂批評得正確,責問得有理。
無獨有偶。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高潮時期,羅蘭夫人曾認為法國遍地都是侏儒,沒有人才。列寧不同意這種觀點,把這種曆史唯心主義的偏見,斥之為“羅蘭夫人的錯覺”。列寧針鋒相對地指出:
人才多得很,隻是需要拋棄那些尾巴主義的思想和清規,隻是需要讓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計劃”和“謀略”能自由發展,那時我們才配做偉大革命階級的代表。
中國古代一些哲人也都說過:“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才之生,日月相屬,未嚐乏絕。”(王符)“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杜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趙翼)這些論述和詩句,都闡述了人才曆代都有、到處都有的道理。縱觀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可以說,每個時代都有燦若群星的各類人才活躍在曆史舞台上,成為民族的脊梁,創造出豐功偉業。
那麼,為什麼有時卻會感到人才難得呢?
古代人才論者大體上有以下三種看法:
就人才自身來說,屈居下流,沒身草澤,沒有機會施展才智,脫穎而出,是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西晉文學家左思所說的:“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所以,應該注意從“隱處”求才。對此,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有過透徹的剖析。大意是:
楹柱以用筆直的木頭最為堅固,輔世以公道、正直的人為賢才。而直木生長在僻靜幽深的樹林裏,直士來源於人民群眾之中。因此,君主選拔人才,一定要到下層去。這些賢才的情況多種多樣:許多人居於隱處,或懷才戀土,有鄉土觀念,甘願與一般人同處;或有卓越才能,因有種種考慮,不願應召入仕;或忠君、孝親、善事師長,地方上有賢名,但無人加以推薦;或以隱居、行義造就名聲,指望朝廷慕才而見用;或忠質於君,但被朋黨毀謗排擠,外人不明真相。
諸葛亮本身就有這方麵的經曆。“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唐汪遵詩)所以,執政者深入下層,主動訪賢延士,是很必要的。
從識才者角度講,有一個如何認識賢才,對待賢才,亦即堅持什麼樣的思想方法,執行什麼樣的用人政策的問題。沒有順乎潮流、比較寬容的人才政策,就不可能發現和發掘出各方麵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南宋詩人劉克莊有一首《賀新郎》詞,是這樣寫的:
國脈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授,也不幹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少時棋柝曾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麵急,邊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製難,有金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