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將帥，未嚐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孫）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
呂蒙為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複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複是過也。”遜遂代蒙。
四人相繼西邊三十四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悉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更相汲引，而孫權悉心聽之”。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不是英主，絕對做不到這一點，一般的就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忌為“結黨營私”，拉幫結夥。中外古今，這樣的事例是史不絕書的。
三國之中，蜀國立國最晚，力量最小。劉備既沒有北魏曹操那樣比較雄厚的社會基礎，也沒有東吳孫權那樣父兄的餘緒。在寄人籬下，無寸土可憑的困境中，立穩了腳跟，開創了局麵，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以性情相契”（趙翼語），求賢若渴，真誠地吸納人才。在關鍵時刻，他抓住變被動為主動、由失敗到盛興的重要契機，接受了徐庶的舉薦，三顧茅廬請諸葛。諸葛亮感其至誠，為他剖析了天下大勢，製定了占據荊、益二州作為根據地，然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進一步建立三分天下的霸業的戰略方針，為後日形成三國鼎足之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唐人周曇的《蜀先主》一詩，是對上述史實的恰當的概括：
豫州兵敗信途窮，徐庶推能薦臥龍。
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從漢靈帝中平年間曹操起兵開始，至晉太康元年吳末帝孫皓歸降為止，近百年時間裏，得賢者興、失賢者亡的曆史規律，表現得十分明顯。就此，晚唐詩人李九齡寫了一首題為《讀三國誌》的七言絕句：
有國由來在得賢，莫言興廢是循環。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吳似等閑。
詩人在這裏強調了人的因素，特別是賢才在興邦治國中的重要作用，批駁了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的“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的帶有曆史唯心主義色彩的論點，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曆史觀。
當然，同時也應指出，人的因素也不僅僅表現為少數英傑賢俊的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群眾的意願和曆史發展的總趨勢。少數傑出人才隻有順應了曆史潮流的發展，才能起到推動曆史前進的應有作用。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