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歌謠中的“材論”
有關人才問題的論述，散見於我國曆代的詩書典籍中，同時也反映在一些民間的歌謠、散曲裏，就中以諷刺內容居多。西晉的杜預在注解《左傳·僖公五年》時說道：“童齜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以或有所憑借，其言或中或否。博學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誌之，以為鑒戒。”這番話反映了古代人民已經認識到，童謠、民歌是民意、輿情的反映，明確指出它具有映射當時與鑒戒後世的作用。
從前，流傳得最為廣遠的要算東漢桓帝、靈帝時期那首諷刺貢舉的民謠了：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歌謠尖銳地指出，那時的所謂“秀才”，其實無學；所謂“孝廉”，其實不孝；自我標榜“清白”的人，其實是最汙濁的；而所謂“良將”，則怯懦得像池蛙一樣，聽到動靜就懼伏下來，噤默無聲。統統名不副實，成了一堆笑料。
東漢末年，朝政腐敗，世風日下。一些熱衷於功名利祿的士大夫，為了能得到察舉和征辟，往往蠅營狗苟，夤緣求進，甚至不惜弄虛作假，矯情欺世，以激揚名聲，抬高身價。有個叫許武的，被推舉為孝廉之後，便和兩個弟弟分家，並且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兩個弟弟並不計較，仍然與之和睦相處。事聞鄉裏，被舉為孝廉。這時，許武才大宴賓朋，說明自己有意成全兩個弟弟的令名。還有個趙宣，父母死後，悲慟欲絕，為了盡孝守喪，獨自在墓道裏生活二十餘年。於是，被鄉裏稱為“至孝”，州郡舉為官員。實際上，他在守喪期間，根本沒有忘情私欲，一連生了五個兒子。可見，當時那些被推薦為孝廉、賢良者，不少是盜名欺世的偽君子。難怪民謠要作那樣辛辣的諷刺了。
宋代吏治腐敗，賣民鬻爵現象嚴重，官員多得驚人。當時有“恩蔭”法，皇帝可以隨意對皇族宗室，官吏子孫、親屬以至門客授官。有的繈褓嬰兒不但有官號，還有食祿。“恩蔭”授官，數目驚人。災荒中，富戶向國家納糧多者；修築工程，地主雇用民夫數量大者，都可以授官。後來竟至公開賣官。所以，宋徽宗時，有民謠雲：“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反映的都是真情實況。
據《契丹國誌》：遼代末期深受金國欺淩。天祚帝耶律延禧討金失敗，無所作為，遇到軍國大事，便與宰相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商議對策。幾個人老邁昏聵，庸懦不堪，不能裁決。於是，老百姓就編出一首民歌來諷刺他們：
五個翁翁四百歲，南麵北麵頓瞌睡。
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直？
女直，即女真族，這裏指金朝統治者，因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稱為女直。
元代無名氏寫了一首題為《感誌》的散曲：
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
不曉事倒有人誇薦。
老天隻恁忒心偏，賢和愚無分辨！
說的是“老天心偏”，實際是一份討伐封建時代腐敗的人才製度的檄文。
元末，鹽販張士誠乘時局混亂，占據蘇州一帶，擁兵數十萬，自號“吳王”，但對元朝則稱作丞相。他重用了一些專事趨奉諂附的小人：一個姓黃，一個姓蔡，一個姓葉。他們無惡不作，幹盡壞事。後來，張士誠被朱元璋的大將常遇春、徐達擒獲，解到南京自殺身死。老百姓編了一首十七字的“瘸腿詩”，諷刺他用人不當，自取滅亡：
承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
一朝秋風起，—幹癟！
史載：明末，權臣馬士英請免府、州、縣學童應試，議定：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開捐納之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納銀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納銀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推知銜各為一千兩，監記、職方百兩不等。時諺諷刺說：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
監記多如羊，職方賤似狗。
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堪塞馬家口。
針對清代後期良材毀棄、駑劣當朝的不合理現狀，當時，戲劇家李調元寫了一首《麻雀》詩進行諷刺：
一窩兩窩三四窩，五窩六窩七八窩。
食盡皇王千鍾粟，鳳凰何少爾何多！
先看開頭兩句，無異於孩童的家常話，順口溜，意興索然，乏味得很。可是，通過三、四兩句的逆挽，立刻靈動起來。嚴肅的主題，辛辣的諷刺，出之以諧趣的語言，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