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凡有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備美好的道德形象：魯迅是“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的牛；法拉第是“燃掉自己，照亮別人的蠟燭”；居裏夫人是“春蠶的化身”；富蘭克林在成才之路上為自己製訂了十三項道德標準，而且身體力行五十多年。
品格識見並不是虛空玄渺的東西，它總是作為世界觀、方法論，對人才成長起著引導、促進作用。它為研究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規律的各門科學提供正確的方向和方法，而且，幫助人們越過一些狹隘的、似是而非的習見，從一個更博大、更深邃的角度去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愛因斯坦就曾說過：“即使有勇敢精神和敏銳才能的學者，也可以因為哲學上的偏見而妨礙他們對事實做出正確的解釋。”特別是在知識、信息呈爆炸狀態的今天，麵對著紛紜萬端的事物，要想在科學領域獲得預期的成果，就更需要善於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抓住本學科範圍內的根本性問題（亦即主要矛盾），否則，就會像毛澤東同誌在六十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樣：“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社會實踐對於成才（包括文學創作）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人的思維越發達，智慧就越高，能力就越強。而思維能力和思維素質的提高，離不開實踐中的培養、鍛煉。培根說過一句與陸遊的詩句相似的話：“書並不以用處告人。用書之智不在書中而在書外，全憑觀察得之。”觀察也是實踐。實踐出智慧，實踐出真知，人們正是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自己的才能的。無數政治、經濟、科學、文藝方麵的人才都證明了：一個人實踐經驗越豐富，他的創造力也就越強。在這方麵，陸遊寫給兒子的另一首詩可資借鑒：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當然，我們強調品德識見和社會實踐對於成才的重要作用，絕沒有鄙薄技術、輕視書本知識的意思，更不是要否定知識基礎。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馬克思也說過：“不學無術，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無所幫助，也不會帶來任何利益。”陸遊在提出“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這一見解的同時，不是深以自己未能參透李杜作品的精髓為憾，而且對元白的淺嚐輒止進行了尖銳批評嗎？特別是在另一首詩中將“紙上得來”和躬親實踐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正是主張書本知識與實踐兩相結合，發揮互補效應。
敦品和治學統一，理論與實踐結合，這是一切有誌成才者的必由之路。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