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下”
“門下”這個說法，其來有自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這樣的記載：“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嚐君，願寄食門下。”
“門下”是個形象的說法，其實，就是在府上找個混飯吃的角色，或者說謀個差事。有的做門下食客、門客、幕僚，有的做權貴之家供使喚的人；後世在含義上，也包括了門生、弟子、門下晚生。在舊時代，有沒有這樣一層關係，可是非同小可的。那些弄權者，往往把它作為後日派係的基礎、發跡的階梯、黨爭的憑借。
公元1100年，宋哲宗趙煦死去，徽宗趙佶繼位。此後的六年中，政局曾發生過兩次很大的波動：徽宗即位伊始，由皇太後向氏聽政，新派代表人物、宰相章惇被免，而一班被章惇派係所貶斥的官吏逐漸被召回，因而舊派出現了複蘇的勢頭。但向太後聽政隻有七個月，徽宗親政之後，變質的新派人物蔡京獨掌大權，目舊派人物為奸黨，大起黨禍，這樣，舊派勢力重又衰落下去。他們鬧來鬧去，無非是憑借那些派係人物。
詩人黃庭堅目睹這種政海波瀾，看到新派、舊派“走馬燈”般地輪番排斥異己，大鬧黨爭，心下有很深的感觸。他在組詩《病起荊江亭即事》中，對於當時的政局得失，做出了比較客觀、正確的判斷。組詩共十首，其中第五首是：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
他的意思是說：周成王繼承了大統之後，十分謹慎小心，和前代的周文王、周武王有些相像；而輔政大臣周公和召公，他們的意見與舉措卻略有不同，其實，這又何妨？隻要大家都能像周公、召公那樣公忠體國，從國家大計出發引薦人才，立身行事，也就算得上至公至正了。何必一定要出自我的門下，成為我的派係，才算人才呢？這首詩主要是針對當時激烈的黨爭而作，但它提出的問題，卻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在我們民族的曆史上，從來就有兩條對立的路線：一條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條是任人唯親的路線。
唐太宗李世民曾公開聲明：“我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以其選才、用才的實踐來檢驗，他還是說到做到的。有個龐相壽，早年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當過幕僚，後來出任濮州刺史，在任上犯了貪汙罪，被革職為民。他跑到唐太宗那裏敘舊、拉關係，企圖求得寬恕，重新留用。唐太宗聽了魏徵的勸告，認識到用人要公道正派，“不得獨私故人”，便給了一點錢財，打發他回老家去，龐相壽隻好“流涕而去”。
而項羽則是任人唯親的一個典型。正如陳平所說，項王所任用之人，不是他們姓項的一家，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大批智能之士被排斥，受壓抑，就連他身邊的幾個突出的奇才也未能信用，最後導致了別姬、自刎的悲慘下場。東漢時期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公卿將相多數都是名門望族。特別是劉秀故鄉南陽的人拔擢、重用的過多，甚至兒女婚嫁都要在這個特權範圍內選擇。以致一些名門望族門生故吏滿天下，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派別與私人集團。六朝時的梁朝對士族尤為尊崇，完全按照東晉時編的《百家譜》來選官取士。有的士族由於與非士族的人家通婚，竟被視為大逆不道，禁錮終身。武則天時的夏官尚書吳之恩公開宣稱：“凡與我為善者，即為善人；與我為惡者，即為惡人。”這可以說是“以我畫線”的典型。
明代的政治家劉基，針對“任人唯親”的門閥製度，寫過一篇寓言，予以辛辣的抨擊。他說：鬱離子的馬生了一匹好馬駒，別人對他說，這是一匹千裏馬，應該把它送到皇帝那裏去。於是，他把馬駒送到京城。皇帝看到後，首先叫管馬的太仆查閱《方貢》—一部專門記載各地進貢特產的書籍。太仆查閱一番，稟告說：“馬，確實是良馬。隻是它並非冀北所產。”這樣，這匹千裏馬就被放置在外麵了。
“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黃庭堅的詩從正麵闡述，一語破的；而劉基的寓言，則是運用曲筆，進行旁敲側擊。一個直截了當，一個含蓄隱晦，二者殊途同歸，用意都是一樣的。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