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先生與學者散文
黃裳先生兼作家、學者、記者於一身，他的建樹是多方麵的；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麵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於1919年，從年齡來看，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應該算是小字輩；但是，就其獨立不羈的精神，腹笥豐厚、博古通今的學養，以及傳統文人雅士所獨具的那份情調、趣味，那種大家風範、名士風流、才子情懷，又應被視為“五四”一輩學人，或者一代傳人。
他在散文創作中是得大自在者。多年以前，唐弢先生就稱讚他“實在是一個文體家”。這從他的幾百萬字的散文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證。中外文學史告訴我們，凡是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家首先都是文體理論家；而在不斷地實現突破與超越的散文大家來說，必然也是一位文體作家。古人對此是極為重視的，產生於公元5世紀末、6世紀初的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就以大量篇幅對文體問題作了係統的論述。
依我理解，所謂“文體意識”，是指作家、讀者在創作與欣賞過程中，在長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對於不同文體模式的一種自覺理解、獨特感受和熟練的心理把握。體現在具體創作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一種係統性的“文學工程”。黃裳的《錦帆集》、《珠還記幸》、《舊戲新談》、《筆禍史談叢》、《榆下說書》、《銀魚集》等等，這方麵表現得尤為突出。文體是長期積澱的產物，它是一個曆史的概念，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曆史和現實的統一，穩定和不穩定的統一—它相對穩定，實際上是不斷變化的。正如黃裳自己說的：“回顧過去寫作的經曆，一個明顯的特征是風格的善變。”在論及《舊戲新談》時，他說：“筆調更是縱橫馳驟，逸出了規範。寫時真能感到一種任情揮灑之樂。”“任情揮灑”一語真是特別恰當。這使我想到著名作家、學者李輝對黃裳的評論：“顯然，文體對於他並不一定是必須考慮的前提，更不是限製手腳的束縛。在這方麵，他相當放鬆，顯得瀟灑自如。”任情揮灑，收縱自如，正是熟練把握、爐火純青的標誌。
我們這一代人，由於多方麵的局限，即使年齡也不小了，終究無法同他比並。“夫子之牆數仞”，不要說對等交流，就是做出客觀剖斷，也常常覺得“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在這裏隻能說說個人向他學寫散文的體會。
先生是寫作文化散文的高手，又是開路先鋒。“文化散文”的提法未必確切，為了表述方便，姑且這麼說吧。大體上講，其文體特征，應是文化蘊涵豐富，能夠把哲思、史眼、詩性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書卷氣、藝術美與思想鋒芒相互融合。如果這一看法得到認定，那麼，我說，文化散文實質上就是學者散文。作為一種文體正式提出來，確是為時不久；但其出現並非始於今日。起碼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題未定草》等，用黃裳的話說，“是學者散文的典範作品”。到了黃裳筆下，就成批地、集束地出現了，包括結集於1945年、1947年的《錦帆集》、《錦帆集外》和1980、1981、1983年的《花步集》、《金陵雜記》、《晚春的行旅》等許多散文作品，都可以說是今天定義的文化散文或學者散文。
1980年，黃裳在散文集《山川 曆史 人物》的後記中說：
我還時時不能忘記過去，經常會感到“曆史的重載”的沉重分量。 不論怎樣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離開了人類的活動，也將是沒有生命的。我好像從來就不曾讀到過純粹的寫景文，用照相機拍下的風景畫片那樣的東西，在文字中是並不存在的。也許這是我的一種可笑的偏見。看畫時愛讀題跋，遊園時留心匾對。
麵對湖山，也總是時時記著一些趕也趕不開的曆史人物與故事。美麗河山，不隻是對自然麵貌的客觀描述，其中也包含了對世世代代在這裏勞動、生息、歌唱的人民的熱情的讚頌。
正由於這類散文的文化蘊涵主要以曆史事件和人物行藏為載體，所以也有稱之為曆史文化散文的，似也言之成理。
其實，文史融合的傳統在我國古代文化長河中是源遠流長的。上乘史學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學作品；而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諸子都是出色當行的作家，但同時又多是夠格的史家。所謂“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三國時劉劭語）。文與史的自覺分家，表現為文重辭而史重事，大約是在兩漢以後。南朝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設了《史傳》一篇來講曆史散文，從文章的角度對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其中有這樣的話：“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左傳》記事，附在《春秋》經後麵，跟經文交錯，文辭簡約，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馬遷寫列傳，人物開始分別敘述，這樣就很容易閱讀了，後來繼承的人便都仿效他的做法了。
晚近的西方史學界，許多人致力於曆史敘述與文學敘述關係的研究。據說，“曆史”這個詞兒，在希臘語中原初的意義就是敘述。對往事的敘述構成了曆史話語。文學是最富有曆史感的藝術類型，甚至可以說，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曆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追尋史。對於曆史的反思永遠是走向未來的人們的自覺追求。在人生內外兩界的萍蹤浪跡中，在現實的床笫上，文史可以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因為作家與史家都是通過精神世界介入社會、人生衝突，從而激起無限波瀾來破解理性，抵達生命本原的，都是借助搜索曆史與現實碰撞的心音，表現其關注人生命運，體味人在旅途中的獨特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