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象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嚐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著名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象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裏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寫意型的；唯其是藝術，就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想象的律動。作者構思時必然要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展開想象的翅膀，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黑格爾老人是這樣說的：“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象。”②由於散文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所以它的創造性想象，還須有生命情調的潤澤和情感體驗的支撐。所以，黑格爾指出：“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麵要求助於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麵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③
陳劍暉先生認為：“沒有想象，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簡直是難以設想的。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想象，也就沒有我們引以為自豪的中國散文。”“散文不僅和小說、詩歌一樣需要想象；而且，正是想象才體現出了散文的本體精神和藝術魅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散文的自由歸根到底是想象的自由，散文的詩性智慧從本質上說是想象的智慧。”當然，由於散文文體的特殊性，它的想象與虛構，既不同於小說、戲劇，也有異於詩歌。“一般來說，小說的想象側重於形象係統的創造和故事情節的虛構；詩歌的想象固然是建立在現實生活和真實抒情之上，但它更強調抒發感情的非邏輯性和想象的變形變異；而散文因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非常密切，故而它的想象雖然超越了日常生活，卻不能無視日常生活的法則”。特別是，散文不可能像小說、戲劇那樣“為所欲為”，沒有任何限製地想象與虛構。為此，他提出了散文“有限製虛構”的論點④。
所謂“有限製虛構”，也就是允許作者在尊重真實和散文的文體特征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想象；同時，又要盡量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這是所謂“限製”的一個方麵，是就程度與範圍而言；我認為，還應加上散文種類的限製。比如，有些敘事類散文是不能虛構的，從常情常理出發，像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以及眾所周知的知名人士的回憶、紀念性文章，就絕不應含有虛構成分。就此，沈義貞先生作了理論上的闡述：“回憶性的敘事散文絕對不能虛構。 這是因為，回憶性的敘事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誠然可以有許多途徑，但其所回憶的內容或主體所呈示的人物、事件本身所孕涵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應該說是這類散文激起讀者心靈回應的一個首要的、關鍵的因素，其真實與否，直接影響著讀者對這類散文的審美接受。”當然，“回憶性敘事散文也有可能在某些細節上因年代的久遠而失真，但這種失真不同於虛構。”⑤
其實，一些記述名城勝跡的遊記散文，敘述、描寫曆史人物、事件的文化散文，在想象與虛構方麵的限製也是很明顯的。特別是涉及到常識性、科學性的內容，絕對不能胡編亂造。比如，寫到杭州西湖的六橋，位置是不容錯置的；引述劉邦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這些內容也不能隨意加以篡改。因為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文學描寫的範疇，如果出現錯誤，那就屬於學術方麵的“硬傷”了。當然，這並不等於說，遊記散文與曆史文化散文就沒有想象的餘地。據說，古代著名散文《嶽陽樓記》，就出自作者的憑空結想。—範仲淹不同於前輩的詩聖杜甫，雖然他“昔聞洞庭水”，但並沒有“今上嶽陽樓”。可是，寫得卻像身臨、目睹一樣。
至於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按理說，必須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實現。“新曆史主義”的“文學與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曆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曆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曆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裏隻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謦欬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⑥。由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作為中國早期的敘史記事的散文範型，《左傳》的如此撰作對於後世史傳類散文—比如《史記》—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二，錢先生這番話，可以看作是對於某些散文種類容許想象與適度虛構的經典性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