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除了荊軻本人和秦始皇之外，還有四個關鍵人物，就是隱士田光、義士樊於期、“後台主謀”太子丹、夥伴秦舞陽。林先生都寫到了。為了引出前二人，他是這樣著筆的：“荊軻應該說是一個十分幸運的人，因為他曾經接觸和交往過的幾個朋友，也都是那樣地決絕、壯烈和高曠。”爾後，就按照自己情感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展開。裏麵有分析，有推測，更有作者的情感參與，他說：“每當回顧著這些義士的時候，我的心弦總會異常激烈地震蕩著，多麼希望自己也逐漸生活得像這樣勇敢和昂揚起來。”情文交織，自然貫注，絲毫不顯材料的堆砌、史實的壅塞。
“使事”的另一方麵內容，是述及史實必然會聯係到史識、史論—後人的議論與看法。關於荊軻刺秦的壯舉，千載而還，譽之者固多，而說東道西者也有，可說是紛然雜陳。林先生精心遴選了晉代的陶潛、唐代的李翱和清末民初的秋瑾的頗有代表性的觀點。他沒有按觀點臚列，或者依先後次第鋪陳，像學術著作那樣平鋪直敘地闡述，而是很巧妙地采取作者直接介入的方式，通過“我常常想起荊軻死去六百多年之後出世的陶潛，他是多麼地想有所作為”“卻又不敢像荊軻那樣去抗爭和搏鬥”，想象他“沒有勇氣作一番事業的痛楚，肯定會常常咬齧自己的心靈。他如此動情地謳歌著荊軻，不正是痛悼自己無法獻身於人世的極大悲哀嗎？”
三
表麵上看，上麵談的都是些創作技巧問題，實際上，它關係到藝術的基本功用和根本特性。如同著名哲學家卡西爾所說的，藝術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一般意義上實在的再現，而是對實在的發現。文學作品之有別於事件和知識的單純傳述，就在於作家是在一種靈感迸發的創作狀態中，把現實的體驗提煉為意識的邏輯，並以情感的形式展現出來，從而使讀者在字裏行間感受到情感的衝擊和生命的顫動。在這裏，作家—敘述對象—讀者共同組成一條人事、景物、情理的關係鏈。作家通過富有藝術價值和創造意義的工作，去調動讀者的表象貯存和參與創造的欲望，進而自己去構建意象與圖景。列夫 托爾斯泰有一句至為警辟的話：“藝術作品中主要的東西是作家的靈魂。”讀者閱讀文藝作品，不是僅僅滿足於形而下的情感的愉悅與憂傷，而是要從藝術感受和體驗中獲得人生感悟，加深對自己和自身以外的世界的認識，通過靈魂的對接，實現生命的成熟、人性的豐富和人格的完善。
作為著名的學者和散文家，林非先生在《詢問司馬遷》一文中就正是以生命叩問和靈魂對接的方式，同這位“蕭條異代不同時”的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探討著生命存在的意義以及如何對待苦難、如何堅守“史德”等一係列重大課題，傾聽著人類曆史上思想者的澎湃心聲。最後，做出公允的結論，提出熱切的期望：司馬遷“無法更絢麗地完成自己這個宏偉的目標，那是時代限製了他，限製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兩千多年之後的思想者，無論從早已衝破了專製王朝的羅網來說，從早已沐浴著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來說，都可以更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標”。
文化散文固然有別於學術著作，但它同樣需要作家具有深湛的學養和科學、嚴肅的態度。常見報刊上有些作品整體上還好，隻是個別地方出現一些失誤，盡管不過是“白圭之玷”，但也難免遭到一些非議。作為學者型作家，林非先生在散文創作中，始終抱著極為嚴謹、認真的態度。這裏有一個小插曲：
一天，我把上麵談到的兩篇文化散文送給一位青年散文作家看，他和我有同感，認為確是頗見功力的佳作。但同時，他又不無遺憾地說，可惜裏麵有一處“硬傷”—當然是瑕不掩瑜了。聽了，我猛地一震，不由得“啊？”了一聲。他看我有些懷疑，便說：“文中有‘司馬遷在劉徹生前就已經亡故，自然無法寫成關於他的傳記了，有文字依據可憑查找的，是《太史公自序》中《今上本紀》的簡短提綱’一段話，恐怕這麼說不符合實際吧？《史記》裏分明擺著一篇《孝武本紀》嘛！”
我聽後釋然。當即加以解釋，說，在曆代的《史記》研究專家中，從三國時的張晏、南北朝的裴駟到明代的郝敬、清代的錢大昕，都一致認同，那篇《孝武本紀》乃是後來的褚少孫的補作，而並非司馬遷的作品（他隻是醞釀一個二三十字的簡短提綱）。林先生讀書細心，熟諳經史，他自然是非常清楚這重公案的。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