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瀾獨老成”
——學者小說《離離原上草》的藝術特色
彭定安先生《離離原上草》麵世之後，產生了不小的轟動效應。試想，一位素以作風嚴謹、吐屬典雅、不苟言笑著稱的恂恂長者，忽然像換了一個人那樣，一變而為洋洋灑灑，靈動鮮活，情趣盎然，這能不算是一樁奇聞嗎？一位年邁古稀的知名學者，窮五載之功，完成一部百餘萬字的長篇小說，這能不構成一樁震撼性很強的事件嗎？
正是這樣，《離離原上草》以其強大的說服力，闡發了一個動人心弦的道理：人的創造力是無限的。其感召力和鼓舞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毫無疑問，它會使那些壯心不已、豪情尚熾的頗有一大把子年紀的人，見獵心喜，熱血沸騰，從而激揚奮進，重賈餘勇。當然，歆羨與振奮是一碼事，能不能繼踵其後而有同樣作為、同樣創辟，又是另一碼事。齊白石衰年變法而境界大開，臻於至境，誰人不予讚譽；然而，又有幾人能夠與之比肩接踵！
《莊子 逍遙遊》中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這部長篇巨著原是定安先生數十載深藏厚積的產物。它端賴於作者豐厚的人生閱曆，深切的生命體驗，高超的識見，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學素養。而這一切，則絕非常人皆可企及的。
繼承、發揚我國五四時期學者、作家進出自如、一身二任的優良傳統，近期文壇上出現了引人注目的“教授作家”、“學者小說”的文化現象。一些教授、學者之所以寫作小說，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小說這種文學形式較之學術論文與隨筆，更能深入透徹地審視自己，更能充分自由地表達自己對世界、對人生的想法；特別是長篇小說給了他們一個史詩性的對曆史、對時代、對人生、對民族文化的合適的言說空間。這也許可以說是我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可喜的現象和可觀的景象。
這部小說的作者正是一位著名學者，裏麵寫的又是知識者眾生相，而其創作過程中的讀者定位，也主要是知識分子，特別是中老年知識分子。可以預期，它的出版必將博得廣大知識界的熱情關注與喜愛。與此緊相關聯，對於這類小說的文體特征進行深入的探討，分析研究它的創作特色，就成了一個現實的必要的文學與學術課題。
彭定安先生和他的《離離原上草》，正是屬於“教授作家”和“學者小說”的範疇。其敘事特點與美學特征，我以為具如下諸端。—彭著既具這種學者小說的共性，又有屬於他自己的突出個性與優長處。
嚴謹的現實性敘述。“教授作家”本著其學術秉性，敘事無論虛構抑真實，都堅持“為曆史存真”的審美理想，以簡約、凝重、節製的話語方式，憑借一個貫穿首尾的事件鏈條，盡可能真實地敘述一個已經成為曆史的現實，再現當年的由若幹人物與事件組成的人間風景。這使作品具有真實的曆史意義與深沉的曆史感。其現實主義精神潛存底裏，而具曆史引力與現實精魂。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從敘事範型深究，應該說，這是比較傳統的文學敘述形式。但這並不妨礙，作品以其直麵曆史與人生的審美姿態，表現出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倫理氣質，審視性的敘事姿態和應有的價值評判，以此表達作為一個精神勞作者的社會良知，展現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最為核心的人生信念、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場。同時，作家取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敘事策略，有意識地穿插了現代的“意識流”表現手法。比如，在敘述到“反右鬥爭”中主人公的“二我”論辯時，就有這樣一段描寫：
歐陽獨離聽不進去了，不聽了。他側頭去看一看站在身邊的“自我”。它一會兒譏諷地笑，一會兒憂愁地搖頭，一會兒又憤怒地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