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說，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聽起來很玄妙，實際上，正是哲學規定了以什麼樣的觀點、方法，以如何的視角去探索對象客體，並做出準確而深入的解釋與論證。這有賴於形而上的思辨能力和涵蓋中外古今的學術視野，而全新的、開放的思維方式，十分有助於這種能力的形成，從而使武斌先生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突出地表現為一種深度追求。他在一篇哲學論文中，以探索生活方式為例，說明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的不同著眼點：“哲學工作者對生活方式的研究，要提供一個與社會學家不同的角度，即哲學思考的角度。”“從哲學的角度思考生活方式，就不能限於對生活方式的類型、質量或現象狀態的分析，而是要概括生活方式的本質特征，揭示出決定生活方式的根本因素和生活方式變革的規律，說明人們采取何種生活活動形式以及持何種生活態度，從紛繁複雜的生活現象中把握一條指導性的線索。”
哲學幫助武斌先生把大量的知識化為人生智慧。長時期以來，人們將讀書、學習的基點定在掌握知識上。西哲四百年前就有“知識就是力量”的說法，一直被奉為不易之理。其實，知識固然重要，但尤其值得珍視的，還是人生智慧、哲學感悟。智慧是知識的靈魂，是統率知識的。知識關乎事物，充其量隻是學問，而智慧關乎人生，它的著眼點、落腳點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屬於哲學的層次。馬克思曾經把哲學形象化，比喻為“迎接黎明的高盧雄雞”，意思是哲學是武裝頭腦的，是精神武器，是在前麵指導人生的。黑格爾則說，哲學是反思的科學，是事後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學喻為“黃昏時起飛的貓頭鷹”。兩位大師講的都是關乎智慧、關乎人生的。古希臘的哲人把哲學說成是愛智慧。智慧是哲學的生活化、實際化，因此，可以說，智慧是運用於實踐中的哲學。武斌先生的悟性是很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善於將知識化作對生命的觀照能力、創造能力，它與內在生命感悟和創造性思維有關。記得金克木先生講過，我國記錄哈雷彗星的出現，始於春秋時代的公元前613年，一直到清末1910年，兩千餘年從未間斷過，總共出現過三十一次，每次都有記錄。這可以稱作“世界的唯一”。但是，記是記了，卻沒有人對它進行思索、研究，不知道這出現了三十一次的彗星竟然是同一個。到了1875年，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沒有掌握這份天文記錄的情況下，隻是依照牛頓的引力定律，計算出了彗星的軌道，預言了它出現的周期—每隔七十六年就會回歸到太陽身邊一次。可見，信息、知識重要，而運用知識、從知識出發使之成為智慧，化作規律性認識，比知識本身更為重要。
新的思維方式為他提供了一種統攝能力，具體表現為對於龐大的信息資源的把握整理能力、綜合分析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武斌先生的閱讀量是非常大的，為了撰寫《中華文化海外交流史》，他竟然參閱了四百七十多種書籍。他的本事在於，能夠把這些養料化為一種鮮活的知識能源，使“六經注我”，萬物皆備於我。有些人卻不是這樣，做的是死學問。同樣也很淵博，但食古不化，吸收不了。頗像一個電腦的硬盤，存儲量很大，裝了很多文件，可是，操作起來不能為我所用，關鍵時刻，一個也調不出來，顯得十分笨拙。而武斌先生卻不是這樣，資源到了他的手中，一切都條分縷析，絲絲入扣，靈活貫通，縱橫捭闔，浮想聯翩，得心應手。顯然，這是充分借助於超常的綜合能力與聯想能力。
其次，武斌先生的文化坐標，是建立在中西會通的基點上。隨著大量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橫斷學科的出現，過去文化的封閉局麵被打破了，生活空間、文化情境大大地拓寬了，中國人走進世界文化體係之中，世界文化也走進了我們。要求今天的學人的認識形成多維的高層次的網絡體係。也就是說，再不能把自己禁錮在一種固定的範式之中，必須打破傳統的單一的思維方式，樹立開放的、多維的思維方式。而這恰恰是武斌先生之所長。他以哲學為專業，而哲學，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向來都是打通文史哲的界限，超越中西的町畦的。從他受學、問學、治學的經曆看，顯然，南開大學兼重中西、以博雅為尚的教育模式，自始就為他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使他在學術研究中，掌握了中西會通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以哲學為根底，尤其是以西方哲學作為重要的理論資源，同時對於中國傳統哲學進行深入的探索；爾後再通過掌握、運用現代電子網絡發展到極致的承載、傳輸、檢索功能，獲取視通中西的學術視野和知識資源，在中外古今各種人文學科之間，縱橫自如，旁搜博采，這是他的基本治學路徑。這樣一種開放的思維方式和宏闊的視野，為他從事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證；而這一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又使他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和理解我們民族的性格特征，把握與理解我們在世界文化體係中的形象和位置，從而為他會通中西文化創造足夠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