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先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側重於人的現代化與人格的選擇的，總地看，是重視對於人的研究。一般地說，中西哲學對於人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視的。但它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中國的傳統哲學，特別是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主幹的儒家哲學，偏重於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強調個人與他人的團結合作、和諧共處；而西方哲學則偏重於自我，偏重於研究個人的權益與對自由的追求，偏重於研究自我的生命價值和自我的本真狀態，強調自我奮鬥，開拓進取。我們對於現代人的研究，包括對於本民族的自我認識，應該是多維視野下的“文化通觀”，全方位的自我觀照。而中西哲學的全方位把握，為他提供了一個開放的視角，一個全新的研究思路，一個觀照世界的多維視野。這些都是他在中西會通的文化坐標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效保證。
第三，關於他的治學風格與學術定位。這篇文字的最初命題，是“談笑間筆底千花怒放”。說的是他的“才子習氣”與文人情趣。這一方麵，表現為他對研究對象的選擇和知識、信息的積累，往往是基於個人的性情而加以去取的。他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可以借用錢鍾書先生一句話：“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他把學問跟自己的性靈融合起來。每一個選題，每一個論據的把握，以至每一個瑣屑的事例，都是經過他的心血的沉浸滋養，可以說是通了神經、聯結著脈絡的。這樣，學問到他手裏就顯得十分鮮活，富有情趣。另一方麵，表現為才華橫溢，瀟灑、雍容。這一治學風格，無論是從他的著作的旁征博引，舌燦蓮花；還是從他撰著過程中的任情適意，從容不迫，都可以看得出來。你看他，嘴裏叼著煙卷，手裏握著手機，縱情談笑，四座風生，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該放就放，該說就說。從來不現窘促、尷尬之態；社會活動，接訪交遊，登高作賦，麵壁窮經，閑情逸致，應有盡有，盡管占去了許多時間，但對一位人文學者來說，恰恰是獲取資訊與靈感的資源，提供一種外在的活力。
關於他的學術定位，我想用兩個關鍵詞：一是通才；二是人文學者。武斌先生屬於通才，他有多方麵的知識資源、學術背景和文化修養。他不同於那些在某一門類鑽得特別深邃、特別冷僻的專家型。說他是人文學者，意在區別於社會科學學者。社會科學學者與人文學者，二者相通相融，但又是有區別的，主要反映在思想上超越與否，學術上如何取向。一般地說，人文學者在實踐知識分子的職能方麵，更多地著眼於人的精神結構，著眼於精神的救贖，也就是關於人自身的研究；而社會科學學者大多指向具體的社會建製，著眼於合理的製度化建設，更多地關注社會，關注時代，關注人生。當然，這隻是就專業分工而言，是屬於理論層麵上的；而在實際操作中，又往往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滲透，相得益彰。
我的印象，大體上就是這些。既嫌抽象，又恐怕未必準確。從解釋學的角度看，作為一個讀者，有時對於文本的解讀並不一定完全符合文本的原意，但卻未必不符合情理，未必沒有道理。就是中國古話所說的：“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在我來說，大概也隻能做到這樣了。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