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激活曆史
——在南開大學中文係的講演
（2004年4月26日）
一
在我國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史融合的現象是最為鮮明的。上乘史學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學作品；同樣，凡是傳世的詩文必都具有深湛的史學意識和曆史感。從發生學角度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古代都有文史合一不分家的傳統。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諸子都是出色當行的作家，但同時又都是著名的史家。所謂“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三國時劉劭語）。文與史的自覺分家，大約是在兩漢以後，主要體現在文重辭而史重事上。西方的情況大致也如此。在荷馬的史詩中，史和詩的成分都是很重的。文史的判然有別，則是以後的事。
南朝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設了《史傳》一篇來講曆史散文，從文章的角度對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就此也可以看出，從前的學人對文史融合的重視。其中有這樣的話：“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物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左傳》記事，附在《春秋》經後麵，跟經文交錯，文辭簡約，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馬遷寫列傳，人物開始分別敘述，這樣就很容易閱讀了，後來繼承的人便都效法他的做法了。
本來，實現曆史與文學的媾和應該不成問題，可實際上並不簡單、容易。幾十年來，我們的曆史學和史學研究的處境似乎日見迫蹙，近些年竟然處於尷尬地步。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麵的：首先是民族虛無主義所帶來的深重影響。從本世紀初開始的“打倒孔家店”，對於傳統文化的簡單否定，而後延續幾十年，直至“文革”中變本加厲，“與傳統徹底決裂”，使我們長期飽受數典忘祖的文化斷裂之苦；其次，近年由於受到“西方中心論”的衝擊和全盤西化的思想影響，唯工具、唯自然科學、唯技術主義，使許多人陷入了鄙薄民族傳統文化和“見物不見人”的誤區，失去了主體的自主性，忽視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的現代價值或永恒價值的內涵；第三，社會轉型時期人心浮躁，實用主義盛行，一些人目光短淺，從現實功利出發對待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加之，學術界本身體製化的細密瑣碎的分工，存在著忽視必要的整合、超越，忽視交叉科學多維研究的傾向，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曆史科學的普及與發展。
其嚴重後果已經逐漸地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來。現在，我們麵臨的是一個對思想充滿渴望的時代，可是，由於作家隊伍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哲學、史學根底薄弱，以及市場觀念的衝擊無遠弗屆等主客觀因素促成，許多文學作品（我這裏著重談散文隨筆）思想穿透力差，文化含量低，精神資源匱乏，深度背景（包括心理積澱）日益淡化，已經嚴重地影響了文學品位的提高，窒礙著文學作品的生命力。
同樣，史學著作的情況，恐怕也不容樂觀。拋開學術內容，隻從曆史敘述角度來談，我認為，有些著作雖然寫得嚴肅認真，可是，卻存在著辭采寡淡，忽視審美價值的缺陷，顯得枯燥乏味，以致調動不起來讀者的閱讀欲望與審美期待。在人類符號的曆史中，藝術、曆史和科學是彼此相關的三個獨立的領域。曆史處於科學與藝術之間，這一地位促成了兩種不同的曆史敘述方式：一種是側重於理性的、科學的；另一種是側重於直覺的、審美的。我以為，二者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應該統一起來。《文心雕龍 情采》中正確地指出：“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茲華乃贍。”意思是，語言靠文采才能流傳久遠，這話是確實而應驗的。思想感情既經顯露出來，文采才顯得豐富。毋庸諱言，比起我們的史學前輩來，文學功力不足，恐怕是當代某些史學工作者一個不容忽視的缺陷。
對於曆史敘述，晚近的西方史學界十分重視這個課題，許多人在致力研究曆史敘述與文學敘述的關係。如所周知，“曆史”這個詞兒，在希臘語中原初的意義就是敘述。對往事的敘述構成了曆史話語。就這個意義來說，在敘述的技巧、方式和手段方麵，從文學那裏，史學是可以有所借鑒的。作家與史家一樣，都是往事的見證人和記錄者，正是通過記錄與見證，一去不複返的過去被保存在符號之中並流傳下來，從而使得後人有可能去追憶和重新闡釋。作為最富於曆史意識的思想者，史學家在敘述與解釋往事時，其最終關注點是如何揭示過去的意義，如何增加對曆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記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從而增強創造未來曆史的自覺性。從本質上講，這是對於過去傳統的一種文化反思。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過：“當我研究曆史的時候，我總是企圖滲入人類現象的背後，去研究隱藏在它的深處的東西。”就所承擔的這一使命來看，作家與史學家確實不存在根本性的區別。
其實，文學是最富有曆史感的藝術類型，甚至可以說，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曆史，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追尋史。對於曆史的反思永遠是走向未來的人們的自覺追求。而所謂曆史感或曆史意識，就是指對過去的回憶與將來的展望中體現出來的某種自覺意識和反思，其中蘊涵著一種深刻的領悟。文學家與史學家都是憑借內心世界深深介入種種衝突，從而激起無限波瀾來打發日子、尋覓理性、詮釋人生的，都是通過搜索曆史與現實在心靈中碰撞的回聲，表現他們對於人生命運的深情關注，體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獨特感悟。因此，它們在人生內外兩界的萍蹤浪跡上，可以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就是說，實現史學與文學在現實床笫上的擁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覺得，無論是史學還是文學，都應該具有深邃的哲思和精美的詩性。如果說，文史著作從詩性那裏尋找到了激情的源流，在哲學那裏獲得了升華的階梯；那麼，通過文史聯姻，可以使文學的青春笑靨給冷峻、莊嚴的曆史老人帶來歡快、生機與美感，帶來想象力與激情；而閱盡滄桑的史眼，又能使文學倩女獲取晨鍾暮鼓般的啟示，在美學價值之上平添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力，引發人們把對往事的留連變成深沉的追尋，通過凝重而略帶幾許蒼涼的反思與叩問，加深對人生的認識和理解。“若是杜陵無史筆，姓名恐亦少人知。”詩人吳靜在這裏說的是，史筆在詩詞創作中斷不可少，對於散文來說，何嚐不是如此！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應該說，曆史感對於所有寫作者來說，都是進行創造性活動所必不可少的思維訓練。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曆史發展的產物。曆史感不僅要求寫作者把具體問題放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之中去分析，還通過提供長遠、宏觀的視角，對此一時段事態的發展進行全麵、係統、整體的考察，從而探賾發微，洞悉底裏。
作為一個散文作家，我十分豔羨曆史學家和史學工作者，他們憑借創造性的艱辛勞動，使自己能夠突破時空的限界，騰身於人類無限廣闊的區間，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識背景和時空意識，洞察人生，俯仰今古，從而最大限度地延長了壽算，擴展了閱曆，開拓了視野，強化了思維；加之，他們由於熟悉其他的文明環境，善於運用比較的武器，因而能夠突破前人的窠臼和固有的種種約定俗成的規範，形成一種可貴的批判精神。他們中的許多人，能夠像朱自清筆下的聞一多那樣，不僅能“在曆史裏吟詠詩”，而且更“要從曆史裏創造‘詩的史’或‘史的詩’”，搏動著一顆不老的詩心。他們無疑是我在散文創作中學習、借鑒的榜樣。
二
我從創作實踐中體會到，散文中如能恰當地融進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進史家穿透力很強的冷雋眼光，實現對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對現實生活的獨特理解，尋求一種麵向社會、人生的意蘊深度，往往能把讀者帶進悠悠不盡的曆史時空裏，從較深層麵上增強對現實風物和自然景觀的鑒賞力與審美感，使其思維的張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會使單調的叢殘史跡平添無限的情趣。
幾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先後訪問了開封、洛陽和邯鄲三座曆史名都，漫步其間，腦子裏彌漫著無數詩文經史，翻騰著春秋戰國以來幾乎整部的中華文明史的煙雲。這些曾經繁華綺麗的曆史名都，曆經百代滄桑，許多當年的勝景已經蕩然無存，但在故都遺址上，卻有沉甸甸的文化內涵積存在那裏。回來後給香港《大公報》寫了一組《麵對曆史的蒼茫》的散文。這些散文，沒有停留於記敘曾經發生過的史事（盡管這也是頗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讀曆史的同時，著意揭示了作者對於社會發展和具體生命形態的超越性理解。
“陳橋崖海須臾事，天淡雲閑今古同。”漫步陳橋驛的古鎮街頭，玩味著前人何希齊這兩句詩的深刻意蘊，不禁浮想聯翩，感慨係之。的確，從趙匡胤在這裏兵變舉事，黃袍加身，創建趙宋王朝，到末帝趙昺在元朝鐵騎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盡，宣告趙宋王朝滅亡，三百多年宛如轉瞬間事。可是，仰首蒼穹，放眼大千世界，依舊是淡月遊天，閑雲似水，仿佛古今未曾發生過什麼變化。“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是曆史的規律性認識，也是深刻的哲學命題。北宋王朝已經隨風而逝，但它卻給故都開封留下了一座曆史的博物館、文化的回音壁，使後人可以從中打撈出超越生命長度的感慨，以及關於存在與虛無、永恒與有限、成功與幻滅的尋索。
邯鄲古道上，既有熾烈地燃燒著旺盛的生命之火，借以實現自身存在的特殊價值，體現著積極用世的燕趙悲歌，也有鄙薄功業，糞土王侯，崇尚虛靜無為、消極遁世的黃粱客夢，兩種似乎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同一地方，在千餘年的曆史長河中和諧地融會在一起，這不能不引發人們對於悠遠的中國文化深入探究的興趣。
在憑吊洛陽魏晉故城遺址後寫成的《叩問滄桑》中，我沒有重複《黍離》、《麥秀》那孑遺的悲歌和荊棘銅駝的預言警語，而是通過寫廢墟—悲劇的文化，展現出搏鬥後的虛無，成功後的泯滅，著眼點在於闡釋文學的代價。清人趙翼有兩句著名的詩：“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說的就是時代塑造偉大作家往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魏晉時期可供後人咀嚼、玩味的東西太多。一方麵，是真正的亂世，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政治腐敗，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麵，這個時期又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語）。這個時期，儒學獨尊地位動搖，玄、名、釋、道各派蜂起，人們的思想十分活躍，個性大為張揚，注重自我表現，暢抒真情實感。大批思想家、文學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自由主義充分高漲，呈現出十分自覺自主狀態和生命的獨立色彩。他們有意識地在玄妙的藝術幻想之中尋求超越之路，將審美活動融入生命全過程，憂樂兩忘，隨遇而適，放浪形骸，任情適性，完全置身於生命過程之中，暢飲生命之泉，在本體的自覺中安頓一個逍遙的人生。一時詩人、學者輩出，留下了許多輝耀千古的詩文佳作。他們以獨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輝，以藝術風度揮灑的詩性人生，給後世的文化發展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拋出一個千古說不盡的話題，為中華民族造就了一個堪資歎息也值得驕傲的文學時代、美學時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時代。
人們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開於中土，古代蠻荒塞外的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實並非如此。從公元前幾世紀的西周開始，生長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個少數民族，就撥開洪荒的流雲，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繼跨上奔騰的駿馬，闖入了曆史的疆場。他們的鐵騎越過萬古荒原，越過長城、黃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與滴血的泣訴，共同敘述著那從夢幻走向現實的艱難曆程，敘述著曆史的無奈與無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氣、銳不可當的攻勢，給予每個從勵精圖治到驕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衝擊。而每一回合的搏鬥，都昭示著中華民族從分裂、對抗走向統一與融合的曆史時空，裝訂著一個漫長曆史時代的苦難與輝煌。
帶著探求社會文明繼承、發展規律的渴望，我訪問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寫了曆史文化散文《土囊吟》與《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後的，立國當時，尚無文字。但是，他們以其衝決一切的蠻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鐵蹄所至，望風披靡，奇跡般地戰勝了實力超過自己數十倍的強大軍事對手，先後滅遼蝕宋，直到把北宋的兩代君王俘獲到五國城下。與此同時，他們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後的元朝、清朝一樣，當從塞北草原跨上奔騰的駿馬馳騁中原大地的時候，都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禮，從而大大加速了發展的進程。令人深思的是，人類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有時演進、發展的結果正好與原初的動機、願望相背反。
金朝的結局也不例外。他們在充分享用“全盤漢化”的文明碩果的同時，也逐漸喪失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優勢。從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騎”到繁華都市的“燈火春風十萬家”，對於一個世世代代生長在艱苦環境中的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場十分嚴峻的生命與生存的挑戰。戰爭的勝利者在征服敵國的過程中接受了新的異質的文明，這種新的文明最後又作為一種異已力量反轉過來誘使它走上衰亡、腐朽的末路，成為被征服者。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