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化散文的文體特征，我覺得起碼有如下幾點。
一是它體現了作家強烈的主觀感受，這一點與詠史詩有些相似。盡管歌德老人曾經滿懷敬意地把曆史稱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從整個曆史長河來看，在這個作坊裏發生的事情，絕大多數並不見得如何神奇詭秘。“司空見慣渾閑事”，這就難怪那些史家總是那般冷靜而超然了。“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是杜牧詠赤壁之戰的名句；還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詩句：“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曆史是不能假設的；假設，對於曆史研究沒有太大的價值。可是，在詩人的筆下，卻常常做各種出人意料卻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主觀猜想，以收“八麵受敵”、縱橫剖斷之效。
如果說，史學是史家心靈的曆史，史家應有自主的人格，堅持個性化的獨立的批判精神；那麼，曆史文化散文作家就更應高揚主體意識，讓自我充分滲入對象領域。實際上，在闡釋曆史的過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闡釋—讀者通過作品中的獨特感悟解讀了、發現了闡釋者。在這裏，最關緊要的是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要在對曆史的觀察中，凝注創作主體敏銳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沒有看到的東西。曆史文化散文中對象的描繪，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作家的自我期待和價值判斷，折射著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種滿足。因此說，創作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諱是隻見古人而喪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著作家靈魂躍動的真情。既是文學，總離不開抒情。真情是文學藝術、也是史筆的靈根。它不僅僅滿足於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還應具有詩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運用形象生動的語言，使文章具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兩方麵感染讀者、征服讀者。
三是它閃現著理性的光輝。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紛然雜陳的感性世界的深層，總是蘊藏著一些超越日常經驗、超越現實存在的某種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說是千秋萬世的終極關切和永恒話題。如果我們的作品缺乏深沉的曆史感，缺乏藝術家的哲學思考，就無所謂深刻，也無法攖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筆下，向來都應該是思想大於史料的。偉大的作家之所以偉大，除了他們具有深刻的曆史洞察力之外，還在於他們的有力的批判意識，體現在他們所固有的對於陳腐偏見的不妥協精神上。
這類散文中的思想與情感，一如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積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於詩歌中的激情迸射，論說中的踔厲風發；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懷的直露與揮灑。情與理，相生相克，有個如何統一的問題。我想，它們應是彌散式、複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張旗鼓，互分畛域。
說到文史聯姻，學術界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會不會影響作品的科學性。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文勝質則史”（文采多於樸實，則未免虛浮）。從今天來看，這種擔憂也不是無謂的，有些作品確實存在著這個偏向。其實，科學性的喪失，並非由於強調了文采。司馬遷的《項羽本紀》、翦伯讚的《內蒙訪古》、茨威格的《滑鐵盧的一分鍾》，都是“文質彬彬”、“煥乎其為文章”，達到了社會價值、學術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統一，並沒有因其文采斑斕，而喪失了科學性。關鍵問題是如何認識曆史的客觀性，而不在於表現手法。
當然，寫作曆史題材的遊記散文，既要把曆史收在筆下，把讀自然、讀詩、讀史融為一體，又不能為曆史所累。史學與文學畢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一個是“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壯士幹戈”；一個是“醉失桃源，夢回蓬島，滿身風露”。一個是把激情隱在冷峻的後麵，要述往事思來者，探因果求規律；一個是用意象營造情感的空間，探索藝術的彈性“空筐”。特別是當我們麵對風光勝跡，同時又尋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時候，對書卷與曆史的多情，往往會加重情懷的負累。這時，設法走出古人，擺脫局限，找出一片“階前盈尺之地”來創鑄自己的輝煌，就是一個非解決不可的課題了。
六
曆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礦，真正地著手探查，裏麵的文章可就多了。首先，曆史是由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幾大要素構成的，那麼，何者為主導？馬克思說：“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曆史”，看來，人的活動占有決定性的地位。舉凡時間、地點以及所發生的事件，都是以人為基準的。人們常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當然，要說簡單也很簡單，無非一個是人，一個是事。相傳波斯王即位時，要史官為他編寫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幾年過後，史書編成了，多達六千卷。年紀已經不輕的皇帝，日夜操勞國事，一直抽不出時間看，沒辦法，隻好讓史官加以縮寫。經過幾年刻苦勞作，縮編的史書完成了，而皇帝已經老邁不堪，連閱讀縮寫本的精力也沒有了，便要史官作進一步的壓縮。可是，沒等編成，他就已經生命垂危了。史官趕到禦榻前，對波斯王說，過去我們把世界史看得太複雜了，其實，說來十分簡單，不過是一句話：“他們生了，受了苦，死了。”這九個字，“他們”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風雲人是月，可看作是對曆史的概括。這裏“月”是中心。“烘雲托月”、“雲開月上”、“月到風來”，“月”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
曆史以人物為中心，曆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是人創造並書寫了曆史。光照簡冊的萬千事件，誠然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空古絕今，驚天動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樁不是人的作為呢！人的思想，人的實踐活動，亦即人的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是一切史實中的最基礎的事實。可以說，曆史的張力、魅力與生命力，無一不與人物緊相聯結著。
既然曆史中人是出發點與落腳點，那麼，人的存在意義、人的命運、人為什麼活、怎樣活，必然就都是史家關注的焦點。著名曆史學家錢穆先生反複多次強調，“曆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沒有人怎會有事？”“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說：“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如果沒有了人，製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因此我來講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刺激。”其實，也不單是曆史學，在關注人生、人性，關懷人的命運方麵，整個人文學科都是相通的：哲學思索命運，曆史揭示命運，文學表達命運—無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在我寫的曆史文化散文中，無一不涉及到曆史人物。通過評價曆史人物，既能更深刻、更準確地揭示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能使我們從中總結和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從而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
讀史，主要是要讀人，而讀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這也是錢穆先生的話。讀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界隔與時空障礙，進入曆史深處，直抵古人心源，進行生命與生命的對話。通心，就要求作家能夠設身處地地加以體察、理解，也就是要把曆史人物放在當時當地的曆史情境中去進行察核。所謂“設身處地”，應該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如同古人所說：“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借用錢鍾書先生的說法，就是“遙體人情，懸想時事，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二是強調理解前人，“略其跡而原其心”。曆史唯物主義要求我們從社會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對曆史人物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不苛求古人，是曆史唯物主義評價曆史人物的一條重要原則。拿今天的標準去評判當時的古人，甚至不負責任地指責古人的錯誤與不足，對古今人物做牽強附會的對比，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研究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責前人，率意做出評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後者卻是一切治史以及讀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說過：“凡讀古人之書，論前人之事者，蓋當略其跡而原其心。”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史學家馬克 布洛赫在《曆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也曾指出：“長期以來，史學家像閻王殿裏的判官，對已死的人任情褒貶。這種態度能夠滿足人們內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曆史研究的指路明燈”。其實，“我們對自己、對當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難道就這麼有把握為前輩判斷是非善惡嗎？”我體會他的意思，不是說不應該評判—治史、讀史、寫史本身就意味著評判，而是如何進行評判，按照什麼尺度、采取什麼態度加以評判的問題。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有個說法，叫做“了解之同情”，首先是了解，然後才是同情。這種同情也貫穿於大師的著作《柳如是別傳》一書的始終。我有一篇文化散文：《他那一輩子》，是寫李鴻章的。李鴻章號稱“簽訂賣國條約專業戶”，一生中堪資批判、指責之處頗多，我在文章中從思想、修為、立身、行事方麵，做了深入的發掘。不過應該承認，他在興辦洋務、建設海軍方麵，確實是功不可沒的。簽訂了那麼多賣國條約，理應遭到唾罵，但他確實有其難言之隱。在弱肉強食、國運衰頹之際，任誰在這個位置上也難以擺脫。他的問題在於，像梁啟超所批評的：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魅力。當然，你若說他一點骨氣沒有也有點冤屈—由於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肯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在波濤洶湧、呼呼悠悠的海麵上，慢慢騰騰地挪過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個字。國貧民辱，“弱國無外交”，說來令人痛心啊！
學術研究，特別是寫作散文，總須選取一個特定的角度。作家與史家不同，文學是人學，作家選取的角度，常會跳過道德、曆史的層麵，專從性格、命運、人生際遇方麵分析，追求的是認識深刻、見解獨到，對曆史人物未必能夠作全麵分析、綜合評價。這和《百家講壇》那樣全麵地講述史實、介紹人物不同。與此相關，我在讀史、寫人過程中，總是嚐試著變換不同的視角，尋找不同的切入點，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時是正讀，有時是反讀；有時是深讀，有時是淺讀；有時找出多種史籍，就著不同流派、不同觀點比較、對照著讀，有時帶著懸疑、預設一些問題有目的地讀。或者重視必然，或者關注偶然；或自其變者而觀之，或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或者“述遠者考之於近”，強調今人的本位，或者側重理性的審視與客觀的評判；或者以宏觀視野勾勒出曆史之經緯，研討廣闊的社會轉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動、更具體、更富有個性的微觀曆史景象上。
依我個人體驗，培根說的“讀史使人明智”，確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過讀史，使頭腦開竅，在實現知識積累的同時，獲取了無限豐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閱覽史書的過程中，總是隨讀隨記，一切有關人物品鑒、人才理論、人生遭際、命運抉擇、人性發掘、生命價值、功過得失、事物規律等諸多心得體會，即便是吉光片羽，點滴感悟，無不認真記下；然後，進行分析、排比、歸納、綜合，包括對於史實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礎上，通過古今聯想，中外比較，曆史哲學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華，以及對於人物、事件及其演進變遷的認識與感悟，加以聯結與組合，最後按照一個個專題，用文字整理出來，形成一篇篇作品。
這裏關鍵的環節，是不斷地提出問題、設置疑問。“提出問題是所有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法國史學家費弗爾語）問題從哪裏來？來自於“春燈走馬”般的人物和萬花筒樣的史境。整個讀解、敘述的過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異境，是充滿著趣味與快感的。曆史總是在矛盾中前進，曆史進程中充滿了種種悖論與偶然性。有時候，你看它向東逸去，結果卻現影於西方；有時候，種下了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有時候，過程奇詭，而證果卻比較尋常。應然而實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曆史變遷的常態。
我在《龍墩上的悖論》一書的自序中曾經談到，我常常透過大量的細節、無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確定性因素，複活曆史中耐人尋味的東西，以期喚醒讀者的記憶。發掘那些帶有荒謬性、悲劇性、不確定性的異常曆史現象；關注個體心靈世界；重視瞬間、感性、邊緣及其意義的開掘。既穿行於枝葉扶疏的史實叢林，又能隨時隨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體驗與人性反思去溝通幽渺的時空；通過生命的體悟去默默地同一個個飛逝的靈魂作跨越時空的對話，進行人的命運的思考，人性與生命價值的考量。就是說，我的讀史與寫史，有別於一般史家的或為搜集或為著錄或為考訂或為詮釋的治學方式，致力於一環扣著一環的史料聯結；而是以文學形式載記個人的有史有論、史論參契的讀書心得。而所論也不限於理性的結論，更多的是會心的體悟、情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