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自身看，明顯的缺陷是，知識結構不夠合理，學術視野比較狹窄。中國傳統文化這條腿比較粗，而現代的學問、西方的文史哲經，涉獵的比較少，許多新的理論、新的學說、新的思想知之不多。這樣的結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開，不能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當務之急，是促進知識結構健全、合理，使胸襟、視野變得開闊，思想意蘊、作品內涵有所深化、不斷創新。
這裏說的接上“短腿”，主要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西方的哲學和史學上下功夫。90年代以來，二十多年，我耗神費力，主要致力於此。1991年進中央黨校學習，在學員中，我敢說是讀書最多的一個，讀的書也主要是這方麵的經典著作。其一，深研精讀經典（“八麵受敵法”），輔之以適當的泛覽（認門戶、開眼界）；其二，弄清原典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著眼於指導與豐富文學創作；其三，緊密聯係人生的價值，命運的參悟，道路的抉擇，人性的發掘，個性與命運、個性與文化關係的探究。因為文學是人學。這些東西，在我日後的創作實踐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依我個人的體驗，學習、研究哲學有兩個要領：一個叫選擇視角，一個叫提出問題。哲學研索本身就是一種視角的選擇，視角不同，闡釋出來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視角和眼光是聯係著的。視角之外，還有個立足點問題—所處位置不同，觀點和取向就將隨之而變化。運用“八麵受敵法”，每番展讀，都有視角的調整；否則，無法步步深入。古書上記載：有個楚國人娶了兩房妻子。鄰人調戲他的長妻，被狠狠地罵了一頓；這個鄰人又去調戲那個少妻，結果，那個少妻接受了他。過後不久，那個丈夫死了。這時，有個客人對那個調戲者說：“現在她們死去了丈夫，你可以任意娶上一個。那你是娶那個長者呢，還是娶那個少者？”鄰人說：“我要娶長者。”客人不解地問：“那個長者罵過你，而少者順從了你，你為何要娶長者？”答複是：“站在當時的立場，我自然喜歡順從我的人；可是，今天我給自己選妻子，就要挑選那個正派的也就是罵過我的人了。”可見，視角和立足點對於觀察事物、判斷問題該是何等重要！
哲學追求的是智慧，知識是別人的，智慧必須靠自己領悟。知識可以背誦，可以訴說，而智慧需要內化為自己的血肉與靈魂，變為自己的思維方式，變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見識與能力。哲學的掌握，不能靠玩弄概念。哲學思維當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於概念，不能實行抽象說教和概念式的演繹，必須善於通過感悟，將概念化為智慧，應該“得魚而忘筌”。
哲學離不開問題，應該從問題出發，發現問題，探索問題。如果你頭腦中沒有掛著問題，隻是記住一些名詞、概念，那麼，哲學對於你可就真的沒有用了。但是，哲學卻又並不提供具體答案，它隻是推動你去思考，反思、體悟、品味、涵養，這是搞哲學、學哲學、用哲學的不二法門。因此，要有“問題意識”。愛因斯坦就曾說過，他的“腦子裏始終都裝著問題”。理論是關於問題的理性思考；或者說：理論始於問題。過去學哲學有一個偏向，就是滿足於背誦結論，而不善於以理論為指導去發現問題、研討問題、解決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不是知識學，而是問題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常解常新，是永不過時的，隻能隨著時代的發展，理解與闡釋方式發生變化。它與科學不同，科學的問題一經找到答案，問題便成了知識，不再具有問題的性質。二是，如果說科學給人以知識，那麼，哲學就是給人以智慧—提出問題本身就體現了哲學智慧。哲學家的貢獻不在於他解決了多少實際事，而在於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問題。問題是哲學的發展動力，問題開啟了思維探索之門。
關於曆史，它的重大價值和關鍵課題，可說的話很多，這裏隻談四點體會：
其一，作為一門科學，曆史承擔著兩個角色：一個是最好的老師；一個是高倍數的望遠鏡。我們長期強調曆史的借鑒作用，史書也叫《資治通鑒》，講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西方，鑒古之外，更強調知今。他們說，一個人能夠看到多遠的過去，他就能夠看到多遠的未來。過去我們對於曆史的開闊視野的作用，關注得不夠。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其二，許多研究曆史的人，對於曆史人物、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說的史實，比較注意；但是，如何進行分析，亦即運用史識，掌握史觀，功力就欠缺了。分析曆史人物，除了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我還注意運用西方史學中已經證明有價值的一些現代科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現代遺傳學的方法和理念、行為科學、現代人才學、曆史心理學等，研究曆史人物的不同特點，如性格、心理、素質、命運等，我就發現，在曆史事變中領導人的個人性格往往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再如，過去我們強調人民創造曆史，可是，應用於曆史實際，有時解釋不通。後來讀了恩格斯1890年致約 布洛赫的信，深受啟發。他提出的“合力說”認為，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促成。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而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曆史事變。當然，在眾多合力中有主導與輔助之分。我對西安事變中的張學良，就是這麼分析的。還有，我們習慣於籠統地說某個曆史人物幾分好、幾分壞，三七開、二八開。實際上，還應顧及人物的一生大節，根據不同情況劃分不同階段，結合其所處的曆史大趨勢逐段評價他的功過是非。（列寧評論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作的。）
其三，學習西方史學，比如對於法國年鑒派和美國新曆史主義的研究，使我獲得許多新的啟示，擴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間。新曆史主義強調解釋者的主體性，認為曆史是敘述的結果，文本的解釋者同時也是創造者，是今天“活著的人說著過去的事”，讓過去的事情活在今天。從中我認識到，曆史是精神的活動，精神活動永遠是當下的，絕不是死掉了的過去。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曆史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複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曆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複原態，隻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象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裏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這對於我創作曆史文化散文幫助很大，我從曆史中獲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間。而且，解決了曆史文化散文的現實關懷這一重大課題。2009年在北大中文係演講時我專門談了這方麵的體會。
其四，關於曆史的偶然性。過去對於社會曆史的發展、變化，我們強調必然性（主要是經濟決定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不應忽視社會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實上，在一定條件下，傑出人物、自然災變、外敵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著直接作用。馬克思說：曆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裏所說的神秘性質，也就是曆史宿命論。為此，我們應當以曆史偶然性為先導，通過大量的、豐富的曆史偶然現象，去揭示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