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益人心智”，是指增強曆史意識、傳播曆史知識，有利於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文素質和社會整體智慧，也就是“讀史使人明智”。從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出發，對曆史事件、曆史經驗的反思，可以更好地塑造民族的文化品格，提高人文素質。現代教育學家陶行知曾兩次請著名史學家翦伯讚給他創辦的育才學校的學生講中國史，為的是“給他們以做一個合格公民的知識”。不言而喻，在現代人的總體素質中，曆史素養是必不可少的構件，它可以提高人們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綜合能力，在思考問題、處理問題時更趨全麵、理性、周密、慎重。
所謂“傳承文明”，是說曆史典籍、曆史知識是後人認識曆史、傳承文明、繼承發揚優良民族傳統的重要途徑和基本載體。
後兩句話同樣具有普適性，但更多的還是著眼於領導工作這個角度。
所謂“資政資治”，說的是通過總結，把握曆代治亂興衰、是非功過、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以史資政，能夠為當下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提供有益的借鑒。就是前人所說的：“以古為鑒，可知興替。”
前些年，江澤民同誌曾經邀請八位史學家就有關曆史專題給中央領導同誌講課。其中一課專講民族邊疆史以及宗教問題，並且以清朝為例。應該承認，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較之以往各朝代都是成功的。基本策略是恩威並施，寬柔相濟。主要內容是：一、加強中央的權威，采取靈活的措施。對邊疆少數民族分別采取不同的治理機製：對新疆采取伯克製，對蒙古采取盟旗製，對西藏采取達賴喇嘛和班禪合治的宗教體製，對西南邊陲采取土司製度。有個說法叫“因俗以治”，是乾隆朝提出來的。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就吸收了其中的積極成分；二、籠絡和利用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進行統治；三、利用喇嘛教作為精神統治工具；四、移民開發邊疆。清王朝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期統治，是和它注意吸收蒙古族、漢族等其他民族的長處，善於處理民族之間的關係分不開的。由於當時蒙古族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所以滿族統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關係，始終采取爭取、籠絡的政策。滿蒙聯姻是清代的基本國策，其目的在於以聯姻促進聯盟，用姻親關係鞏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朝統治者對於藏族、維吾爾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采取減輕賦稅，實行屯墾，發展貿易，加強經濟文化聯係的政策，並盡量擴大宗教的影響，推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對各族政教首領也從懷柔和利用出發，予以足夠的優待。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立足點是籠絡、控製、壓迫，應該摒棄。但那種結合實際，區分對待、“因俗以治”、靈活運用的思維方式，是可以借鑒的。
所謂“判斷決疑”，說的是讀史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認知與判斷。這也是領導工作中經常遇到而且無法回避、需要認真對待的。曆史問題的探索過程是一種精神生命的行程，它既存在著思想演進的邏輯，也存在著思想者的生命感覺。曆史是常學常新的，我們並非簡單地複原曆史，而是不斷做出新的解釋，並使之一定程度上引導我們的生活。這裏有三個關係需要解決：
一是曆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係。曆史的選擇性裏有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說到曆史的必然性，也並不完全等同於不可避免性。重視曆史的選擇性，其最大意義在於，有利於強調每個人作為曆史主體的作用，避免把曆史的必然性曲解為曆史宿命論與不作為主義。
二是曆史的進步與倒退之間的關係。以往曆史理論一味強調曆史是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種曆史觀容易導致人們對曆史進程抱著盲目樂觀的單向思維，既不符合逆向思維的思想方法，也會對可能出現的曆史逆流放鬆警覺性。在我國，1966年之後十年，就是曆史的倒退。
三是曆史合力與個人作用之間的關係。曆史發展的合力係統，是恩格斯對曆史動力的經典闡述。這種合力中，既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構成的基本動力，也有與其相聯係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識形態的強大反作用力，等等。曆史合力模式，既把曆史上大人物對曆史發展的正負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對曆史的選擇性囊括其內，凸顯了每個曆史參與者在曆史選擇性上的主體作用，肯定了每個人獨有的主體價值。
我在給沈陽市幾套班子講述曆史時，一位負責同誌提出“如何看待曆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的問題，我根據當前我國史學界的主流意見，從四個方麵做了解答：
首先，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漫長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立國中原的曆代王朝長期處在周邊少數民族的包圍之中。因此，如何處理與周邊民族的關係，便成了曆代王朝統治者必須時刻麵對的重大政治問題。聯係到現實，今天的中國是由曆史的中國發展而來，正確認識曆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處理同周邊有關國家的關係，處理好國內的民族關係、增強民族凝聚力，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二是，時代不同了，我們應該將曆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同今天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正確地加以區分。曆史上中原王朝周邊的一些民族後來演變為獨立的國家，我們今天周邊一些國家與曆史上中原王朝周邊的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我們必須用科學的、曆史的態度來看待這些問題。今天周邊的一些國家曾經是曆史上中國周邊民族，並且是由中原王朝設置郡縣管理的。我們敘述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曆史，真相要說清楚，不需要回避；但也不能說，因為他們曆史上曾經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便認為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屬國，這是根本錯誤的。
三是，分析曆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關係，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站在各自少數民族的立場上。曆代中原王朝不能代表當時中國的全部，今天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曆史，都是祖國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我們分析曆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應當站在中華民族曆史形成與發展的高度。曆史上無論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還是各少數民族政權，都曾為民族融合、民族進步、中華一統作出過重要貢獻；同樣，無論是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還是少數民族政權，也都曾有過狹隘的民族心理，采取過一些錯誤的政策、措施。
四是，在分析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時，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分析的原則。比如，對曆史上民族英雄的分析就應該是這樣。民族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說，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各民族，如中華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狹義上說，是指各個具體的民族共同體，亦稱族群，如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等。民族英雄應該是抵抗其他民族侵略，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傑出人物。我們既然承認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曆史都是中國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那麼，就應該承認不論漢族或者少數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中華民族珍貴曆史遺產的組成部分。落實到具體人物上，一個人可以是本族群的英雄，但未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比如說，嶽飛可以稱為“抗金英雄”，意思是漢民族的民族英雄。當然，一個人可以既是本族群的英雄，同時還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比如說，鄭成功、林則徐。人們對於近現代史上反對外國殖民主義侵略的民族英雄比較容易理解，沒有不同的看法；而對於古代的民族英雄卻有一種模糊觀念，甚至帶有虛無主義傾向。曆史上不同族群之間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戰爭，戰爭中湧現的傑出人物，是各個族群的英雄，那個時代沒有共同的民族英雄，嶽飛是大宋的英雄，完顏阿骨打是大金的英雄。這裏重要的一點，在於無論是漢族還是各少數民族，即使處於長期對立、分裂狀態，同樣都有一些中華民族所共同奉行的價值觀、道德觀，比如忠、孝、民族氣節、公平正義，等等。因此，我們絕不應該把秦檜等各個民族皆唾而棄之的民族敗類說成是民族英雄。
三、學習、掌握哲學思維，了解傳統文化與國學的問題
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麵臨著一個從經驗型、自發型進入理論形態、係統形態、超前形態，提升理論自覺和思維層次的問題。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最重要的，它既能為我們樹立科學世界觀奠定基礎，又能統領與整合各種知識、學問。喧囂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沒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導引。
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們應該通過讀書學習，發掘並弘揚這些文化瑰寶，汲取豐富的精神資源，掌握博大精深的傳統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華智慧，從而增強理論自覺、道路自信，充滿活力，奮發向上。通過讀書學習，學會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既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為；研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定位取舍，實現人際和諧，相互信任，最終達到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共同要求；關注人與自我的關係，正確地認識自我、對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態，達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古人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麵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這是把讀書同個人修養直接聯係在一起的。同樣，我們也應該做到，徜徉於浩瀚無際的書的海洋，從先秦諸子的哲學、左班司馬的史學、《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的韻文、莊韓歐蘇的散文，到明清小說、魯迅雜文，通過讀解、消化、涵詠，以增長智慧、健全人格、提高素質；借用一個天文學名詞，就是要培植“正能量”—激發一切引導人積極進取、給予人以希望和信念的動力與感情。
人們通常說，學習是為了獲取知識。這話當然不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決定高度，知識改變命運，知識是權力的基礎和財富的源泉。不過，若是細致地分，應該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搜羅信息，二是獲取知識，三是掌握規律、增長智慧。市場經濟，商業社會，人們自然都重視信息的獲得，每天接觸媒體，捕捉信息，據以分析和參考，它強調的是新鮮，但這隻是“初級階段”，如果把信息看作是礦砂；那麼，知識便是大量的事實與認識的礦粉投入熔爐之後，提煉、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材料，這是第二步；也還沒有最後完成，還須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探索規律，增長智慧。用個小例子來說明這三個層次：中國古代史書《戰國策》上有這樣一段話：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而亡國者。”儀狄造出酒來，這是信息。造酒技術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這就有了知識含量。大禹喝了，慨歎說：後世君王肯定會有因嗜酒貪杯而致亡國者。這就是智慧了，帶有高度的預見性。
1935年，畢業於醫學院的奧地利的洛倫茲，在繼承祖業行醫的同時，從事動物學研究。一天，他偶然發現，一隻剛出世的小鵝總是跟隨自己轉，他立刻推測到，這是因為小鵝出世後把第一眼看見的人當作了它的母親。這種現象，隻要生活在農村，都會見到，新下生的雞雛，會跟定你不放。可是，又有多少人思考過其中的奧秘呢？而那位奧地利的醫生洛倫茲，卻根據這種現象做出推論：大多數動物在其生命的初始階段，都會無須強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種行為模式，而且一經形成便很難改變。從而創造出一門新的學問—現代動物行為學，獲得了1953年的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大部分知識都是專門的，是關於某一領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種思想方法、價值準則等方麵的認識；知識再進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觀念、價值準則、規律性的認識。各種具體知識之間很難會通，但當它上升為思想意識層麵，從中獲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豁然貫通。所謂規律、智慧，正是這種知識與思想觀念的升華，是由死變活、經過轉化的知識與思想，是起統率作用的。知識關乎事物，充其量隻是學問；規律反映問題的實質，觸及深層的底蘊；而智慧則關乎人生，屬於哲學的層次。馬克思把哲學比喻為“迎接黎明的高盧雄雞”，意思是哲學是武裝頭腦的，是在前麵指導人生的。黑格爾說，哲學是反思的科學，是事後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學喻為“黃昏時起飛的貓頭鷹”。兩位大師講的都是關乎智慧、關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學的生活化、實際化。因此可以說，智慧是應用於實際的哲學，往往表現為一種判斷、決策與戰略抉擇。它並不是小聰明，也不是一般的謀略，而是一種大智慧。
我們黨集中了一大批富有大智慧的思想家、戰略家。像毛澤東的軍事智慧，周恩來的外交智慧，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國兩製”、“發展是硬道理”、“不爭論”、“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等許多方麵，還有“蘇東劇變”時，提出的六句話：“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後來又加了一句：“有所作為”。都表現出高屋建瓴的驚人智慧，對全黨全國富有重大的直接指導意義。看得出來，智慧反映的是一種預見性、全局性、戰略性、超越性與實踐性。
有人說，三到五年，世界上的知識就增長一倍，但決不可能，人類的智慧三到五年就提高一倍。現在，信息和知識已經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但並不能說，思想和智慧已經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知識的演變是進化論，而哲學智慧的曆史演變，不是進化論的。有人把古代哲學說成是萌芽狀態的，樸素、低級的，這是把科學知識的概念移入到哲學智慧的評價。其實，孔老之學，周易之學，直至兩三千年之後的今天，仍然無法超越。
那麼，今天我們學習哲學究竟有什麼用途呢？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掌握了哲學，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聰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質、教養和境界，諸如真誠、通達、友善、寬容、睿智等，這樣對生活的“覺解”就大不一樣了，對己對人的心態就大不一樣了。同樣是或種田、或做工、或習武、或經商、或當官、或教書，生活都顯現了它的意義，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
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哲學等同於一般知識、技術，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哲學永遠是一種“無用之用”，它是作用於人的精神的，一個人需要哲學的程度，取決於他對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當一個人的靈魂對於人生產生根本性的疑問時，他就會走向哲學。那些不關心精神生活、靈魂中沒有問題的人，當然不需要哲學。
正是由於人們誤認為哲學是知識學，抱著一種實用的、功利的態度，因而習慣於從“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學；習慣於以“灌”的方式去學，以“套”的方式去用；習慣於背結論、記公式，以為記住“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著的物質是有規律的”、“規律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這些原理、規律，就算掌握了萬應靈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依我個人的體驗，學習、研究哲學有兩個要領，可供我們把握：一個叫作選擇視角，一個叫作提出問題：
哲學研索本身就是一種視角的選擇，視角不同，闡釋出來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視角和眼光是聯係著的。古代哲學家莊子，提出觀察事物有多種視角—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在道的視界裏，紛紛萬物、芸芸眾生，都是一體平等、沒有差別的。人也好，物也好，“以道觀之”，一切等級、畛域都泯除了。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從一人一物看來，都把自身看得高貴，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成猥瑣、卑賤，可有可無。由於取徑甚低，不能不受到種種私見、偏見、成見的遮蔽，所以，觀察事物、認識問題，必然缺乏應有的客觀態度。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的立場，是缺乏定見，隨人俯仰。往往是通過周圍人們的反映來認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須看別人的眼色，毫無自己的主見。
“以差（別）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萬物的大小、差異都是相對的。關鍵在於當相互進行比較時，選取什麼角度。
“以功（用）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這裏說的是，有用與無用屬於價值判斷。凡是價值判斷，都取決於主觀視角，就是說，最後的結論都是相對的。
“以趣（取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取向、取舍，屬於價值判斷範疇，因而也是相對的，都依主觀視角的改變而改變。
視角之外，還有個立足點問題—所處位置不同，觀點和取向就將隨之而變化。
白族著名詩人曉雪寫過一首短詩《發現》，他以獨特的觀察力和想象力，描繪出雲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區的遊客眼裏所呈現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這裏的石人，每個人都戴著維吾爾族小花帽；內蒙古人看這裏的石峰，說是活像蒙古人鋒利的馬刀；西藏人看這裏的石山，認為頗像喇嘛、活佛在念經；寧夏人看這裏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禮拜。其實，這種“發現”是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那些高聳而尖峭的石林，在漁民眼裏，很像叢林般的桅杆；林業工人看去，卻像無邊的森林；鑽探工人看去，像是成群的井架 這裏一個重要因素，眼界、視角不僅取決於立足點，而且，和生活基礎緊密地聯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