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
——在遼海講壇上的講演
（2011年10月14日）
一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泛稱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到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就廣泛得多了，一般指中專以上學曆的讀書人；它包括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而古代知識分子則專指掌握“四書五經”的人，醫生、術士、工程設計者並不包括在內。
古代知識分子，有些什麼重要品格、基本特點呢？
其一，強調不僅要有知識，同時必須有社會責任感，所謂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眼睛。單就這一點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識分子概念相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這種擔當意識，有綿延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也正是為此，他們在社會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傳統上有其特殊價值。中國古代稱為“四民社會”—士、農、工、商。後三類分擔著社會人生的實際工作，唯獨士承擔著治國理政、傳播道統的特殊使命。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據錢穆先生考證，夏商周三代就已經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時期的列國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嬰、子產等人，都已經成為後來士的代表人物。他們是貴族，有地位，有特權。而被稱為“素王”的孔子，則是平民學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著爾後兩千餘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看得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們依然可以從魯迅先生的小說（如《長明燈》）中看到普通民眾對於知識分子近乎癡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識分子具有“遊士”性質，即流動型的知識分子。由於他們地位特殊、價值崇高，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會現象。當時列國諸君，尊賢養士之風十分熾盛，以至於平民學者取代了貴族階級在學術文化上的權威地位。為了行道，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率領弟子們冒著仆仆風塵周遊列國。他先是在魯國參政，三年後，對朝政感到失望，率領部分弟子前往衛國。這年他是五十四歲。中間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陳國。人家說他“累累若喪家之狗”。後來又遇到戰事，隻好從陳國逃離，奔往楚國，路上忍饑挨餓，所謂“在陳絕糧”。盡管這樣，他也並不灰心喪氣，還是信念十足地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是，終究還是受到楚狂人的譏諷。不久，便又離楚回衛。發現並無重用之意，最後返回魯國。這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了，在外麵足足轉遊了十四年。亞聖孟子的處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雖然並不得意，但他在周遊列國時，仍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梁惠王、齊宣王等當時最有權勢的君主，都想籠絡他。如果孟子稍稍遷就一些，即可以“立談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那時的士具有一種超越品格。這首先表現在超越個人的經濟利益上。孔子並不反對常人希求鮮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為一個“士”，就應該“不恥惡衣惡食”。他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而且，也不計較眼下或將來的報酬。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士顯現出一種宗教精神。特別是，當讀書士子介入了政治生活，領取了國家的俸祿，就更應該夙夜在公，不能謀求個人私利。這就是說，士的憑借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麵，士的行為誌向不以個人經濟利益為轉移，人生實踐超越經濟的製約。因此，有點類似於宗教。—和尚、道士都是超越個人經濟利益和人生處境的。不同的是，廟裏修行的是“單料和尚”，他們雖然沒有家室之累，沒有經濟方麵考慮，卻並不參與政治；而中國的士是“雙料和尚”，一方麵，他們擁有家庭，隻是不謀私利，“不別治生”，專事講道、治學；一方麵，還要參與政治，承擔修、齊、治、平的社會責任。錢穆先生這種“雙料和尚、單料和尚”的說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從它現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糾結在一起。他們總是密切地關注社會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實踐。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知識文化的最主要特點。這與西方古代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時期，知識精英強調理論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作“靜觀的人生”，與後來的“行動的人生”是相互對立的。到了中古時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壓倒了古希臘的理性，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知識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間。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間。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發生了變化，他們關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釋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變世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從來隻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但真正的關鍵是改變它。”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隻想做“哲學家”，像古希臘時那樣，隻想做一個世界“靜觀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國也從來沒有基督教那樣的有組織的統一的教會，說是儒、釋、道三教並立，但儒家始終處在主體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強調人生“三不朽”，主張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張載那裏，目標就更高大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這種原則指引下，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個宏誓大願，就是按照聖人規定的理想目標去改變世界。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和政治不可能分割開來。
為了參與政治活動，實現政治主張，孔子、墨子都畢生奔走於列國之間，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於專意講學著書，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創者老子、莊子，他們無意做官，但仍然通過著書講學，表示對政治、理想的關注。他們在那裏抨擊政治、批判現實，同樣證明了他們並沒有拋掉政治意念。特別是老子，堪稱“中國的政治藝術之父”。老子主張“無為”，他是無為而無不為，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與權謀。可以說，以國家、社稷為重、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和憂患意識，是後世曆代知識分子的主題詞。範仲淹的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同餘英時所言，越是遭逢“天下無道”、“世道澆漓”的亂世，孔子的“聖教”便越發顯現出它的力量，參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從漢代知識分子在黨錮之禍中，誓“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二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既然與政治聯係得這麼緊密，那麼，就出現一個現實問題：政治理想如何實現？也就是說，要實現自己的抱負，需要具備怎樣的前提條件？首要一點，是必須憑借權勢，正如漢代學者劉向說的，“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他說，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為什麼？就因為一者有權位，一者沒有權位。對於封建時代的士子來說，如何才能取得權位呢？唯一的途徑就是沿著立朝入仕的階梯一步步地往上爬。麵對現實，古代知識分子的第一選擇，就是“入仕”，隻有“入仕”，才能取得使用國家權力的合格證，才能將自己的思想主張推向社會，實現其政治抱負。結果，就像台灣學者徐複觀所說的：“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
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體製是君主專製製度，封建君主擁有至高無上、涵蓋萬有的一切權力，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權力需要依靠臣子—亦即士大夫來運作與施行。就是說，封建帝王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與管理才能，將自己的權威意誌貫徹到各個場所、各個環節。這樣，他們之間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關係。而處於主導地位的則是封建帝王，越是英明、雄鷙、強悍的帝王，越是起著決定性作用。古代一切知識分子都無法擺脫這樣的生存環境。
這是就總體而言。隨著各個朝代的情況不同，知識分子的地位、處境又有很大的差異。
在商周時代，讀書士子地位低下，他們處於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高高在上的是帝王，然後是諸侯，然後是卿大夫，壓在最底層的是士人。士人就是奴隸，沒有人身的自由。
春秋戰國時期，王綱解紐，社會分崩離析、動蕩不寧，諸侯、卿大夫各自為政，都要培植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政治資本。他們必然要求助於讀書士子。這樣，那些知識分子就成了香餑餑，到處爭搶，到處拉攏，活動空間大了，為他們施展才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這是他們最自由、最行時的年代，他們可以到處流動，楚國不行，就到秦國，秦國不行，就去晉國。反正是“此地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本是衛國人，後來去了魏國，還覺得施展不開，最後又來到秦國。那時候，“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都是肯定的、正麵的詞語。再比如，戰國時的辯士、縱橫家蘇秦。什麼叫縱橫呢？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都在函穀關以東，地麵拖得很長，所以叫“縱”；秦國獨居函穀關以西，地麵橫寬，所以叫“橫”。六國聯合起來，以六攻一，叫“合縱”；以一離六，各個擊破，叫“連橫”。蘇秦本來要遊說秦惠王，讓他實施“連橫”戰略，但十次上書，也沒有說得動。由於時間拖得很長，結果裘弊金盡，資用斷絕，隻好返回洛陽老家。看上去，形容枯槁，麵目黧黑，那個狼狽相就不必說了。可下到家了，結果，“妻不下衽，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這大大激發了他的誌氣，“懸梁刺股”，發憤讀書。然後，再次出行，這回是發動六國聯合起來對抗秦國，收取了理想效果：他得以佩戴六國相印，“一人用而天下從”，“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六國相親，賢於兄弟”。你看，辯士的作用多麼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