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從事何種職業，知識分子有充分的選擇餘地。從政不如意，就去教書授徒，還不行，行商坐賈，當個陶朱公也蠻好的。而且，還有足夠的“思想自由”，可以任意質疑，任意思考，甚至可以批評君主，也不致殺頭、抓辮子。《孟子》一書記錄了不少對君主的批評：“今夫天下之人牧（意指國君），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甚至直接罵出：“望之不似人君”，“不仁哉，梁惠王也！”
《戰國策》裏記載這樣一個故事，燕昭王為了增強實力，與強齊抗衡，便同謀臣郭隗商量如何羅致賢才。郭隗首先給他講個故事，說古代有個國君，想以千金重價購買一匹千裏馬，可是三年過去了，還沒有買到手。在急切的等待中，他的一個近侍卻花了五百金買回一副千裏馬的骨頭。國王看了，氣急敗壞地說：“真是不中用！我要你買日行千裏的活馬，怎麼花那麼多錢買了一堆馬骨頭呢？”侍臣說：“大王不要著急，聽小臣解釋：我這樣做，四方人士就會想：君王買一副馬骨頭還肯花費五百金，更何況是活的千裏馬呢！估計很快就會把更多的千裏馬送上門來。”果然，不到一年工夫，報送千裏馬的就接連來了三次。郭隗講完故事之後，奉勸燕昭王說：“大王要想招納賢士，不妨先把我當作一副馬骨，優禮相待，那樣，四方賢達之士一看連我這樣的庸愚之才都得到了重視，他們就會聞風而至。”昭王讚同並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拜郭隗為師，還在易水邊上建築高台，置黃金其上，稱為“黃金台”，用以招攬賢士。於是，燕照王尊賢愛士的名聲很快傳遍四方，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大批賢才紛紛來歸，為燕所用。從此，國力大增，很快地富強起來，黃金台招士的事也被傳為千古美談。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優越條件是曆史的產物。到了後世就不再具備了。詩仙李白處身於大一統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綱解紐、諸侯割據、群雄並起的春秋戰國時期。結果，進京陛見後，隻被安排一人閑差，並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接之以師禮，委之以重任。當此之時，天下承平，宇內一統，政治上層建築高度完備，特別是開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唐太宗語），大多數士子的人格與個性，愈來愈為晉身仕階和臣服於皇權的大勢所雌化，“帝王師”反過來成了“天子門生”，“遊士”階層已徹底喪失其存在條件。
這種情勢的變化，始於秦漢的大一統。封建貴族逐步削滅，入仕的途徑隻剩一條，而且有法定的順序，誰也不得逾越違犯。學者身價無形中降低了。此種形勢，到漢武帝時代最為明顯。東方朔曾經慨歎說：“彼一時，此一時。”時代變了，我們的身份和機會，哪能與戰國人相比？揚雄也在《解嘲》中說：“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一副酸溜溜的味道。
到了魏晉南北朝，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大動蕩時代。攘奪、變亂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統治集團內部篡弑頻仍，政權更迭繁複，戰亂連年不斷，社會急劇動蕩，給普通民眾造成了極大的苦痛，士人群體也未能遠禍。因此，《晉書》中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另一方麵，這一時期推行九品中正製，世家權貴操縱著遴選人才大權，以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現象。先賦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卻極少出頭機會，在整個社會造成了價值觀念的誤導，鄙薄事業、輕視功利的思想泛濫。這兩種趨向，看似矛盾、交叉，實則殊途而同歸，都有助於以崇尚老莊，任放不羈，遺落世事為特征的“魏晉風度”的形成。
由於思想通脫，廢除固執，“遂能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魯迅語）。社會秩序解體，儒家禮法崩潰，經學獨尊地位已經動搖，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噓枯吹生，逞辭詰辯，呈現出“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定檢，事無定價”，思想多元化的局麵。魏晉時期，堪稱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宗白華語）。文人學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自由主義不斷高漲；他們蔑視禮法，蕩檢逾閑，秕糠功名利祿，注重自我表現，向內拓展了自己的情懷，向外發現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與人生的全景，體會其深沉的奧蘊，滋生了後世所說的“生命情調”和“宇宙意識”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其代表人物。
按照常禮，母喪期間必須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禮記》規定，叔嫂不能通問，他卻經常與嫂子聊天，其“嫂嚐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鄰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裏賣酒。阮籍喝醉以後，就睡在這個女人身邊，完全無視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懷疑，暗中觀察阮籍的行為，但始終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不良企圖。他就是這樣毫無顧忌地與綱常、禮教對著幹，明確地說，君子之禮法乃天下摧殘本性、亂危社會、致人窒息之術。阮籍和嵇康率先舉起張揚自我、反對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諷刺說，禮法之士如褲中之虱，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褲襠，自以為得繩墨也。嵇康則響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
三
隋唐以後，推行科舉製度，這就進入了一個更加複雜的階段。
有兩句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一個“賺”字，把封建統治者通過推行科舉製，牢籠士子，網羅人才，誘使其終世沉迷，難於自拔，刻畫得淋漓盡致。“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科舉製度就是以爵祿為誘餌，把讀書、應試、做官三者緊密聯結起來，使之成為封建士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撈取功名利祿的唯一門徑。
蝸居社會底層的讀書士子，要想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就必須走上這條應舉入仕的道路。隻是，科舉選士製度，無異於層層遞減的多級寶塔，無數人攀登，最終能夠爬到頂尖的卻寥寥無幾。許多人青燈黃卷，蹭蹬終生，熬得頭白齒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臨到僵臥床頭，一息奄奄，還放不下那顆眷眷的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讀書種子，一當登上廟堂之高，便會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這真是一筆大有賺頭的買賣。因此，當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壓壓的人頭攢動，乖乖地湧進監舍應試的時候，不禁喜形於色，毫不掩飾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統治者可以從中收“一石三鳥”之效，因此說它是“長策”：一是網羅了人才，能夠憑借這些讀書士子治國安邦；二是有望獲得“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的好名聲；三是把那些在外麵有可能犯上作亂的不穩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圍，化蒺藜為手杖。
對於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尖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綠營兵的鐵騎雄師終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麵的歧異。解決人心的向背，歸根結蒂，要靠文明的偉力，要靠廣泛吸收知識分子。他們自知在這方麵存在著致命弱點：作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資源匱乏，文化落後；而被征服者是個大民族，擁有龐大的人才資源、悠久的文化傳統和高度發達的文化實力。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兩件事上：不遺餘力地處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計使廣大漢族知識分子俯首就範，心悅誠服地為新主子效力。
在牢籠士子，網羅人才方麵，清朝統治者後來居上，更是棋高一著。他們從過往的曆史經驗和現實的特殊環境中悟解到，僅僅吸引讀書士子科考應試，以收買手段控製其人生道路，使其終身陷入爵祿圈套之中還不夠；還必須深入到精神層麵，馴化其心靈，扼殺其個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徹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壓迫的意誌，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國的忠順奴才。清初的重要謀士、漢員大臣範文程曾向主子奉獻過一句掏心窩子的話：“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從“馴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個理想的製成品，這番話可視為“夫子自道”，現身說法。回過頭來，這個“理想的製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圖，在針對其他“秀民”的“馴心”工程中，為虎作倀。
較之盛唐時期，清代的專製要嚴酷得多，慘烈得多。這樣的專製社會越持久，專製體製越完備，專製君主越“聖明”，那些降誌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縮，越是齬齪。難怪有人說，專製製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會中，為什麼許許多多智能之士，一經躋身仕宦，便都“磨損胸中萬古刀”，泯滅個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史載，康熙皇帝素以騎術專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騎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騰躍不止，到底將他掀了下來，使他在眾人麵前丟了醜，心裏覺得特別窩囊。隨從大臣高士奇見此情狀，立刻偷偷跑到汙水坑旁，滾上一身臭泥，然後，踉踉蹌蹌，走到康熙麵前，皇帝被這副狼狽相逗笑了。高士奇隨即跪奏道：“臣拙於騎技，剛一跨上馬鞍就掉了下來，正巧落在臭泥坑裏。適才聽說皇上的馬受驚了，臣未及更衣，便趕忙過來請安。”一副搖尾乞憐的奴才相，躍然紙上。康熙聽了，哈哈大笑，說：“你們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這種地步。你看我這匹烈馬該有多麼厲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沒能把我怎麼樣。”從此，康熙便對他寵愛有加，竟至形影不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