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高士奇這種奴才相相照應，還有曾國藩那樣的畏縮、憂勞，亦足以看出封建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的艱難困頓。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殺身之禍。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原本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麵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在曆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士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是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和道義的承擔者，肩負著闡釋世界、指導人生的莊嚴使命；作為國家、民族的感官與神經，往往左右著社會的發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會並沒有先天地為他們提供應有的地位和實際政治權力；若要獲取一定的權勢來推行自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並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種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獨立性、消除心靈的自由度為其慘重代價的。這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難於破解的悖論。
古代士人的悲劇性在於他們參與社會國家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馴服於封建統治權力的過程，最後，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隻能用劃一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以欽定的話語方式“代聖賢立言”。李鴻章有句名言：“今人大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如果有誰覺得這樣太扭曲了自己，不願意喪失獨立人格，想讓腦袋長在自己的頭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樣，擺一擺譜兒：“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個狂放的詩仙那樣，丟了差使，砸了飯碗，而且，可能比詩仙的下場更慘—丟掉“吃飯的家夥”。
四
談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必然會涉及出世入世這樣一個根本出路問題。
在古代，所謂出世，其實就是入仕。大體上有兩個途徑：一是絕大多數通過科舉入仕。自隋唐以後，科舉占據了中國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當今的高考一樣，孩子們在幼年時候便開始接受適合這種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們在鄉間三年一考，成為舉人，舉人取得去京城考試的資格，然後成為進士，進而參加有皇帝當主考官的殿試，到達頂點。最後隻有個別人成為幸運兒，有的人一輩子也考不上，結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連三的應試中了。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製度下的士子，“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待到撈得“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時，已是“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了。宋朝時，就有七十多歲的老者趕考，進了考場寫不出來，隻能寫“吾老矣，不能為字也，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有個乾隆時代的老書生謝啟祚，屢試不第，直到九十九歲才考中了舉人。他也寫了一首自嘲詩，以老處女自喻，抒寫他中舉之後苦竦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麵，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女，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
當官的另一種途徑是入幕。據資料介紹，幕賓，或稱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營轅，以其知識與經驗佐助主官，稱為入幕。幕賓與其主官雖是雇用關係，然而既非屬官，亦非奴仆。主官對幕賓要待以客禮，遇事相谘相商，有如賓友。幕賓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終或節慶主官另有饋贈。經主官保舉，還有可能獲得朝廷獎述，進身官場。這種寄人籬下被供養的方式在中國古代十分普遍。這也是在中國古代往往會出現以某些人為中心的政治圈子、學術圈子的緣由。
那麼，出世呢？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隱居不仕。這裏分種種不同情況：
最高超的是像東漢初期，富春江上終身漁釣的嚴子陵那樣，即使皇帝親自來請求，也不入仕。戰國時的偉大思想家莊子，也是這樣。一次，他正在濮水邊上悠閑地釣魚，忽然，身旁來了兩位楚王的使者。他們畢恭畢敬地對莊子說：“老先生，有勞您的大駕了。我們國王想要把國家大事煩勞您來執掌，特意派遣我們前來請您。”莊子聽了，依舊是手把釣竿，連看他們都沒有看一眼，說出的話也好像答非所問：“我聽說，你們楚國保存著一隻神龜，它已經死去三千年了。你們的國王無比地珍視它，用絲巾包裹著，盛放在精美的竹器裏，供養於廟堂之上。現在，你們幫我分析一下：從這隻神龜的角度來看，它是情願死了以後被人把骨頭架子珍藏起來，供奉於廟堂之上呢？還是更願意像普通的烏龜那樣，在泥塘裏快快活活地搖頭擺尾地隨便爬呢？”兩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聲答道：“它當然願意活著在泥塘裏拖著尾巴爬了。”莊子說：“說得好，那你們二位也請回吧。我還是要好好地活著，繼續在泥塘裏拖著尾巴爬的。”
他們為了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的價值觀，成為傳統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門聖教；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任的安寧感、輕鬆感。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隱身容易隱心難，必須戰勝富貴的誘惑，父祖輩望子成龍的期待目光，妻兒、戚友們殷殷勸進的無止無休的聒噪，朝廷、郡縣的使者之車的不時光顧，同學少年飛黃騰達、誌得意滿的顯耀，都必然帶來強烈的誘惑與浮躁。隱逸之士隻有堅守其特殊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著這種精神支柱的支撐，才能從身心兩方麵來戰勝強烈的誘惑。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現實政治鬥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後，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過一番痛苦的顛折，逐步收心斂性，戰勝自我。有些人開始是登龍入仕，幹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歸去來兮；還有鄭板橋，也是屬於這種情況。
退了以後幹什麼？大多數隱居不仕的人，並不是像莊子、嚴光那樣，漁釣終生，而是從事各種社會事業，隻是不肯當官。有些人著書修誌，教書授徒，或當家庭教師，或執教於某些教育機構，比如書院，作為謀生手段。曆史上，大量隱士其實又是政治人物，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聖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入世是統一的。隱居並非忘世，乃是養誌守道，為將來的聞達做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並不完全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遊，縱談時政，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後經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終於夙誌得償。有的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係朝廷，甚至直接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辟為諸王侍讀，後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於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後，屢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要找他谘詢，月中常有數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
當然，也還有一些堅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範的。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學者把人格獨立看得至高無上，重於功名利祿，甚至重於生命，立誌終身不仕，潛心著述，粹然成為一代宗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猛烈鞭撻封建君主專製，斷言“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確指出，專製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應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這比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論述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製，大約提前一個世紀左右。康熙年間，陝西有個李二曲，抱定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態度，稱病在家，不去應試博學鴻詞，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脅，隻好作罷。後來，幹脆把自己反鎖屋中，“鑿壁以通飲食”，不與任何人見麵，朝廷也拿他沒辦法。清初遺民中有一位天文學家，名叫王錫闡，隱居故裏蘇州吳江，夜夜爬上房頂，靜觀天象，發誓永不仕清，平常寫字用篆書，不想使人認識，出門穿古裝衣服，不使用清朝錢幣，死時遺囑，把棺材放在樹上，不入葬異族土地。按說，本來已經隱居鄉下、退出政治舞台，但還情係前朝，心懷故國。這些都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與政治“斬不斷，理還亂”，千絲萬縷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