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李異同論
——在東北大學讀書班上的演講
（2011年11月15日）
今天的講座題目是：“曾李異同論”，說的是晚清名臣曾國藩、李鴻章這對師徒的心靈苦楚。
進入正題之前，先做兩點解釋：
第一點：我這個講座屬於學術研究性質，重在知人論世，揆情度理，從人性這個側麵，分析曾、李的個性特點、人生道路抉擇及其相同、相異之處，目的在於給予聽眾以心智上的啟迪；而不是羅列事實，重複那些史書上記得清清楚楚的故事；即使聯係到必要的史實，那不過是為了說明我的論點。那麼，我的論點是什麼呢？就是這兩位晚清重臣，雖然都是身居高位，執掌銓衡，卻各有其難以言說的處境上的艱難和心靈上的痛苦。曾國藩的苦，主要來自於內在，來自於過多、過高、過大、過強的欲望。他要建蓋世的功勳，又要當濁世的聖人，結果不僅橫遭猜忌，內心也充滿矛盾，“功德兩個字，用破一生心”，活得又苦又累。李鴻章的苦楚主要來自於外部環境。他所秉承的哲學，是“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似乎活得瀟灑從容一些；可是，他同樣備嚐苦楚—身處陰險的西太後和強權的洋主子之間，“兩大之間難為小”。無法逃脫“簽訂賣國條約的專業戶”這一千般恥辱、百倍難堪的角色，這樣，就得時時記得、刻刻麵對國人的唾罵，內心自然也痛苦不堪。
第二點，學術研究總是選取一個特定的角度。前麵說了，我選取的角度主要是從人性方麵分析，追求的是認識深刻、見解獨到，而不是著眼於對曆史人物做全麵分析、綜合評價。應該承認，這兩位大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晚清重臣，他們的功業建樹是不可磨滅的。我之所以選取一個特定角度，而不是像《百家講壇》那樣講述史實，就在於對象是大學生。中學曆史課本中，必要的史實已經交代清楚了；到了大學就應該著眼於思辨、分析，有的還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說，知識分為信息、學問、智慧三個層次，那麼，啟迪思路、增長智慧，應該是大學生的本分。
下麵，書歸正傳。先說曾國藩。
曾國藩大名鼎鼎，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以至他雖已去世一百餘年，提起曾國藩，人們仍然津津樂道。青年毛澤東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後來又說：“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介石的評價是：“曾公乃國人精神典範”，“我認為曾、左能打敗洪、楊是他們的道德學問、精神與信心勝過敵人”。有的評論者說：如果以人物斷代的話，曾國藩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的最後一人，近代曆史上的第一人。這句話從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國藩的個人作用和影響。他也是近代中國地位最顯赫而爭議最大的一個人物。
曾國藩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生命個體，可說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大書”。在解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他的清醒、成熟、機敏之處實在令人心折，確是通體布滿了靈竅，積澱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到處閃現著智者的光芒。當然，這是從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評意義上說，卻又覺得他的人生道路並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謀呀，經驗呀，知識呀，修養呀，可說應有盡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實，一個人隻要喪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發點，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隻是一個頭腦發達而靈魂猥瑣的機器人。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任人皆有的，隻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這也是曾國藩的終極追求。一方麵，他要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達到出人頭地；一方麵要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達到名垂萬世。
這種人生目標，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拚搏終生，青燈皓發，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望其項背。而曾國藩卻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二者全都得到了。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閣學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後，辦湘軍，創洋務，兼署數省總督，權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為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勳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該說是超越了平凡—這是立功；在立德、立言方麵，作為封建時代最後一位理學家，他在思想、學術上造詣精深，當世及後人稱之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為“今古完人”。可說是，誌得意滿，功成名就。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個“三不朽”，他曾耗費了多少心血，曆經何等艱辛啊？隻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過，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悲劇人物。“功德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的羅網，進入了無形的煉獄。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麵。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隻好“打掉門牙肚裏吞”。
那麼，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麵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為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恒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追求之中，裏麵總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而現在的苦痛，是在曆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升遷，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到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盡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卷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曆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換了位置，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心腹大患。“去了一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這是他最怕聽的兩句話。在這種情況下，你說他能不苦嗎？
有句成語，叫“孤樹加雙斧”。曾國藩正處於這種狀態，他還有另外一個方麵的苦楚。他既要建非凡的功業，又要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的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謹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麼多的“心中的魔鬼”麵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劄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死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判，他都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裏麵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兒，他都要痛苦自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在外麵苦，到家裏還苦，在人前苦，在私下裏也苦。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含蘊著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麵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誠發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麼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現實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節烈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我們發現，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現象，就是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他在家書中、文章裏說得是極為動聽，可是，做起來卻難免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發無遺憾”，其結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的真麵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偽。”對此，清廷已早有察覺，曾降諭於他，直白地加以指斥。至於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觀火了。邵懿辰曾當麵責之以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麵孔”；左宗棠更是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