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接受程朱理學巧偽、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為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胄，散發著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同於這種人格麵具的遮蔽，以致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台，卸妝之後還須進入真實的生活。
實際上，他心裏清清楚楚，正如日記中寫的：“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但他已經被捆綁在自製的戰車上，是無法逃脫的。他非常注重養生，節欲，戒煙，製怒，限製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幹、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為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到了六十二歲。“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而他，竟然是一命嗚呼了。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麼“超越”，什麼“不朽”，統統地由他去吧！
接著再說李鴻章。
與曾國藩相類似，李鴻章同樣也是聲名顯赫，而且又最具爭議。生前，他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身後被慈禧太後稱讚為“再造玄黃”之人。清朝追贈他為太傅，賜白銀五千兩為他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立祠堂十處。他是清代漢族官員中唯一在京師建立祠堂的人。他奉曾國藩為老師，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國藩的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後來，又通過曾國藩的舉薦，走上了飛黃騰達之路。
對於這位晚清名臣，我已經琢磨多少年了。起始，還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綽綽，模模糊糊；後來，逐漸地變得鮮亮，清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後，竟然依次顯現出六種形象：
首先，他是一個“不倒翁”。一生中，始終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經常在夾縫裏討生活。尤其是作為簽訂賣國條約的“專業戶”，他一直遭到國人輪番的痛罵。可是，他就是不倒，最後，以七十八歲高齡，死在任上。這端賴於他的宦術高明，手腕圓活。
於是，又有了第二種形象：出色的“太極拳師”。他周旋於皇帝與太後之間，各國洋鬼子之間，滿漢大員、朝臣與督撫之間，縱橫捭闔，從容應對。
第三種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間百孔千瘡的破紙屋”，他整天地到處補窟窿，哪裏出了事，慈禧太後都要“著李鴻章承辦”。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
第四種形象是“撞鍾的和尚”，他曾說：“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鍾不鳴了，和尚亦死了。”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所起的作用卻是他人所無法代替的。
這樣，又有了第五種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後的避雷針。他把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所激起的強大的公憤“電流”，統統吸引到自己身上，從而緩和了人們對最高統治者的不滿，維護了“老佛爺”的聖明形象。
第六種形象是“倉中老鼠”。這要多說兩句。《史記 李斯列傳》講，李斯為郡中小吏時，發現廁所裏的老鼠吃汙穢的東西，一見到人或狗走近，就驚慌逃遁；而糧倉裏的老鼠，吃的是積存的糧穀，安閑自在，無憂無慮，訣竅在於它有強大的靠山。於是發出感慨：人的賢不肖，有沒有作為，全看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了。李鴻章深得此中奧秘。他要像倉鼠那樣找個有力的靠山，具體地說，就是“挾洋以自重”。由於經他手簽訂了那麼多喪權辱國的條約，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說了算的，是朝廷離不開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後已經被列強嚇破了膽，人家咳嗽一聲，在她聽來，不啻五雷轟頂。有那些外國主子在後麵撐腰，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發狠了。
他這一輩子，一方麵活得有頭有臉，風光無限，生榮死哀，名聞四海；另一方麵，又是受夠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窩窩囊囊，像一個飽遭老拳的傷號，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李鴻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沒落，外強中幹，色厲內荏的晚清王朝的社會時代產物，是中國官僚體製下的一個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場的一個標本。
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出生於道光繼統的第三個年頭（1823年）。鴉片戰爭那一年，他中了秀才。從此，中國的國門被英國人的艦炮轟開，天朝大國的神話開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蒼茫，大體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獨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脅，或來自內陸邊疆，或遭遇民變蠭起，或禍起蕭牆之內；而晚清七十年間，卻是海外列強餓虎捕食一般，蜂擁而上。外邊麵臨著瓜分慘劇，內囊裏又潰爛得一塌糊塗，女主昏庸殘暴，文恬武嬉，官場腐敗無能達於極點。在這種情勢下，李鴻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說是命定了的。
當然，這並非他的初衷。由於深受儒學的熏陶，他從小就立下了宏誓大願，坦然以力挽狂瀾、隻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種“舍我其誰”的驕人氣概。李鴻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經曾國藩舉薦正式出任地方都撫為分界線，前後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曆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兩廣總督及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他是晚清政壇上活動時間最長、任事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核心人物。
熱心仕進，渴望功名，原是舊時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鴻章那樣執著，那樣迷戀，卻是古今少見的。一般人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李鴻章則是不分順境逆境，不問成敗利鈍，總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他把功名利祿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後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官場，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國藩說過：他的兩個弟子，“俞樾拚命著書，少荃（鴻章）拚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覺、狂熱的勁頭、強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進，這是李鴻章的典型性格。
李鴻章一生功業甚多，但他的蜚聲中外，以至成為“世界級”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務、外交方麵。在慈禧太後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鴻章與清廷的外交事務是融為一體的。每當大清國外事方麵遇到了麻煩、麵臨著危機，老太後總是“著李鴻章為特命全權大臣”，於是，這個年邁的衰翁便會披掛上陣，出來收拾殘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間，竟連續簽訂了《中法新約》、《中日馬關條約》、《中俄同盟密約》、《辛醜和約》等四個屈辱條約。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見，李鴻章在西太後身邊，日子是不會好過的。相傳，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李鴻章交談時，曾暗喻他隻會打內戰，沒幹成別的事。他聽了喟然長歎道：“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當然無法與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對理想的搭檔。書載，威廉皇帝回到後宮，經常憤怒地摔砸器皿。皇後知道這是因為受了老俾的氣，便問：“你為什麼這麼寵著他？”皇帝說：“他是首相，下麵許多人的氣他都要受，受了氣往哪兒出？隻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兒出呢？就隻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氣絕不會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爺”出氣嗎？
他在甲午戰爭中，聲名尤為狼藉，民怨沸騰之下，清廷不得不給他“禠去黃馬褂”的處分。一天，江蘇昆曲名醜楊三演出《白蛇傳》，在演到“水鬥”一場時，故意把台詞作些改動，說：“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縮，定將黃馬褂剝去。”觀眾心領神會，哄堂大笑。李鴻章的鷹犬也都在場，恨得牙癢癢的卻又不便當眾發作，但事後到底把楊三弄得求生無路，慘痛而死。悲憤中，有人撰聯嘲罵：“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李鴻章的長兄不忍心看著弟弟遭罪受辱，勸他早日離開官場，一起告老退休，他卻堅決不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殺李以謝天下”的呼聲遍於朝野。而李鴻章則毫無退避之念。他故作鎮定，撰聯懸於書齋：“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這也是跟他的老師學的—曾國藩當年也曾寫過類似的聯語：“挺起兩根窮骨頭，養就一段春意思。”他們所奉行的都是一種“挺經”。
李鴻章的飛黃騰達，得益於曾國藩者甚多，他們之間的師承關係比較明顯。兩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學功底，恪守著封建社會的政治原則，都為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而竭忠盡智；但二人的氣質、取向不盡相同，因而，為官之道也存在著差異。
曾國藩看重倫理道德，期望著超凡入聖；而李鴻章卻著眼於實用，不想做那種“中看不中吃”的佛前點心。他公開說：人以利聚，“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當然，曾國藩說的那一套也並非都要實行，有些是說給別人聽的；而李鴻章卻是連說也不說。反過來，對於一些於義有虧的事，曾國藩往往是做而不說，而李鴻章卻是又做又說。其差別就在於，一個是偽君子，一個是真小人。李鴻章聲明過，他“平生不慣作偽人”，這與城府極深、誠偽兼施的乃師相比，要顯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個故事：袁世凱看京戲《捉放曹》，當聽到“寧教我負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時，他說，可惜曹操當時沒有把陳宮也幹掉，否則，這句有損於曹操形象的惡言就不會傳出了。記得講故事的人緊接著又補充一句：“其實，老袁也是沒有心計，既有此意，何必說出？”李鴻章對於袁世凱是很欣賞的。臨終前，他還曾薦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國藩患有一種“恐高症”，他一向主張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當立下大功，取得高位，總是如臨深淵，惕懼不已。鹹豐末年，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江、浙、皖、贛四省軍務及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歸其節製。這一高官顯位，不知使多少人豔羨、垂涎，但曾國藩卻並不開心，他說：“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書》中，他告誡子弟：“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為此，必須持有三種心態：一是不參與，好像事情與己無涉；二是不善終，高位都是險地，居高履危能夠善終的很少；三是不勝任，好像在朽爛的跳板上駕馭著六馬奔車，隨時都有墜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所以戰戰兢兢，唯恐不能勝任。他的韜晦之計，後來發展成為功成身退、避禍全軀的行動。他多次奏請開缺回籍，歸老林泉。對於老師晚年一再消極求退的做法，李鴻章頗不以為然，直接批評為“無益之請”。他說：“今人大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