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一熱，一退一進，這和他們所處的境遇不同有直接關係。曾氏當政時，清王朝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農民起義；有洪秀全在，他還有用，現在洪秀全被他幹掉了，清王朝就可以“卸磨殺驢”了。其實，即使在他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時，陰險毒辣的西太後，也早就在算計他了。她承襲祖上康熙皇帝的慣伎，專門利用漢員大臣間的矛盾以製衡其權力，她一麵重用曾國藩，一麵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楨，發展李鴻章的淮軍勢力。就是說，不怕你曾國藩興妖、起屁、尥蹶子，沒有你這個“雞蛋”，我照樣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鴻章當政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曾國藩已死；左宗棠雖在，正遠征西北；恭親王已被免除了議政王，寵信大不如前；至於翁同龢等帝黨頭目和“清流派”的張之洞、李鴻藻等，或老朽頑庸，或徒逞空談，難抵實用。尤其是麵臨著列強鯨吞之勢，要與之斡旋、談判，折衝樽俎，更非李鴻章莫屬。此之謂“形勢比人強”也。而且，李鴻章不像曾國藩那麼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麼剛愎自用，張之洞那麼浮華、惜名，他縱橫捭闔，巧於趨避，有一套討好、應付“老佛爺”的招法，因而能夠一路勝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貪墨索賄的案件。他敷衍了幾個月，最後上了一道奏折，說吳棠一貫忠厚廉謹，官聲尚好，所參各項查無實據，而且，在籍士紳都讚頌他善政利民。結果是，吳棠安然過關，而原參者卻受到申斥。實際上，所參各項都完全屬實，隻是由於吳棠曾有恩於慈禧，李鴻章便做了這種違心滅良的處置。原來，吳棠任清河縣令時，一個老朋友的靈柩路過那裏，吳知縣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作為贐禮。不料，當時河裏並排停著兩艘大船，仆役把銀子錯送給鄰船了。吳棠盛怒之下處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還，一個幕僚從旁解勸說：鄰船上的是入京參選秀女的滿洲閨秀，說不定日後成了貴人，還能夠借利呢！吳棠聽了甚以為是，便換成一副笑臉，登船問候母女三人。那位母親慨然地說，如今世態炎涼，我們孤兒寡母一路上受盡了冷落，唯獨吳老爺古道熱腸，真是難得，我們母女誓不能忘。那兩個女兒，你知道是誰嗎？一個就是後來的慈禧，另一個做了醇親王的福晉。“隻因一回錯，便為人上人。”從此，吳棠平步青雲，一路飆升。
大清的國運如何，“老佛爺”可以不在乎；唯獨“垂簾聽政”的大權必須把在手裏，拚死也不能丟。李鴻章深知這一點，所以不管簽訂什麼和約，總要堅持一條底線：割地賠款的條件再苛刻也沒關係，隻要能夠維護“老佛爺”的幹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說。庚子之役，八國聯軍進北京，“老佛爺”倉皇逃竄，壓在她心頭最重的一塊石頭，就是怕議和中追究禍首追到她的頭上。她事先就交代給李鴻章：和議中如有“萬難應允”之事，“先為駁去，是為至要”。對此，李鴻章是心領神會的。果真，聯軍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禍首，他立刻封了門，表示：什麼都好說，唯獨這個事由不能談。結果，議和條件苛刻無比。慈禧見裏麵並未涉及到她本人，便也放下心來；至於花些銀子嗎，她一輩子已經大手大腳慣了，誰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著李鴻章去張羅就是了。
李鴻章生來就是一個做官的材料，在弄權術、耍手腕方麵，具有絕頂的聰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曆宦途險惡，境遇複雜，人事糾葛紛繁，更增長了閱曆，練達了人生。因而其宦術之圓熟、精湛，可謂爐火純青，集三千年中國仕宦“圓機活法”之大成。難怪他敢誇口：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個人若是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親王奕是不好對付的，他仗著慈禧太後的妹夫、光緒皇帝的生父這一特殊身份，一貫作威作福，眼裏放不下人。現在又取代了恭親王，接手總理北洋事務，成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他一上來，馬上就找辦洋務的李鴻章，要他拿出一筆經費，支持修建頤和園。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著京腔兒說：整修昆明湖，興辦海軍學堂，這可是關係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呀！李鴻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應對道：親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懷，宏偉抱負，赤誠為國，苦心孤詣，實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盡全力照辦。接著，立刻他就把難題推還給了對方：王爺，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秉報哩：增加海軍軍餉，現在找借無門；四艘軍艦即將從歐洲駛回，本國人經驗不足，須雇請外國員弁管理；還要出錢備置燃料，日常費用也須一體安排—這些款項，懇請親王鼎力支持！醇親王一聽，腦袋立刻就大了。這個隻知酒色征逐的“闊大爺”，哪裏懂得什麼籌措資金！可嘴裏又不便說出，隻好唯唯否否，掉頭而去。你看，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鬥法”把戲，玩得該是多麼精彩呀！
李鴻章對內應付裕如，可是在外國人麵前卻少了招法。長期以來，懾於列強的強大威勢，使他覺得處處無法趕上人家，從而滋生一種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當時，在晚清朝廷中存在著兩個認識上的極端：不了解西方實際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無視列強環伺的險情；而對外部世界有較多了解，對照本國腐朽、庸懦的現狀，又常常把敵我力量對比絕對化，覺得事事皆無可為，從而一味主張避戰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軟骨症。李鴻章屬於後者的代表。加之，他還有挾洋以自重的個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後怕的是洋人，靠的也是洋人。有這些外國主子在後麵撐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發狠了。
李鴻章的思想軌跡確實是比較駁雜的。他奉行實用主義哲學，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那種剛性，又混雜著見風轉舵、唯利是圖的現代成分；嫻熟“水鳥哲學”（表麵平靜，暗裏動作），洞明世事，善於投合、趨避；三分耿直中帶著七分狡黠；既忠於職守，又徇私舞弊；講求務實，卻並不特別較真。
李鴻章的為官訣竅，前麵已經引述過，即“士人以身許國，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何謂“得君”？說穿了就是能討得君王的喜歡，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討得喜歡，獲取信任，首先必須摸準主子的脾氣，透徹地掌握其用人的標準。在這方麵，李鴻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擇臣的準則是，隻要你肯於死心塌地當奴才，忠心耿耿地為朝廷賣命，就照用不誤，為賢為愚、或貪或廉，都無關大體。對於所謂“名儒”與“名臣”，清朝皇帝向來是不感興趣的。道理很簡單，曆史上的名臣，往往與昏君、庸君相對應，聖明天子之下還能有什麼“名臣”嗎？所以，李鴻章從來不以正人君子自命，無意去充當那種“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曉得了對於曾國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靈的朝聖”，他之所以不以為然，真諦就在這裏。
18世紀英國著名首相帕麥斯頓有一句名言：“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不變的。”這是一種極為靈活的對外策略，為後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鴻章卻把它搬用過來，作為處置內部事務的一條準則。在這種準則支配下，必然是不問宗旨，不管對錯，隻要你得勢了，或預計將能得勢，他便會采取審慎的合作態度，明裏暗裏表示支持；而一當發現你已經喪失了使用價值，便會毫不猶豫地棄置不顧。
在對待戊戌政變和維新派的態度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政變伊始，由於事關重大，而且形勢不明，李鴻章經過反複權衡，確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參與。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公開申明這一立場。但是，當維新派遭到慈禧鎮壓，康有為、梁啟超被定為“亂臣賊子之尤”時，身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暗地裏輸誠相與，采取保護的對策。因為他了解到日美英諸國對維新派是支持的，推測康梁日後定會大有作為。如果完全跟著老太後跑，一旦維新派在外國支持下掌了大權，自己將難予處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對他們的關心。朝廷指令他鏟平康梁祖墳以儆奸邪，他則以“香港近有新黨欲襲廣東，恐過激生變”為由，建議稍緩進行；而在慈禧麵前，則極力貶斥、醜詆維新派，說他們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他就是這樣“腳踩兩隻船”，運用兩麵手法，來保全自己，預留後路。待到後來，當他觀察到變法派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可能東山再起；而清廷又緊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將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斷然采取嚴厲打擊的行動，不僅迅速鏟平了康家的祖墳，還把清政府緝拿康梁的賞銀，由十萬兩提高到十四萬兩。可見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為前提，以對己是否有利為轉移。
李鴻章考慮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論勢不論理，隻講有用，隻講好處，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講求原則。梁啟超評論他是“有閱曆而無血性之人”，“彌縫苟安，而無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誌”，這是很準確的。他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簽訂各項屈辱和約時，他缺乏硬骨頭精神，妥協退讓，委曲求全，不能仗義執言，拚死相爭，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寵為轉移，這正是市儈式的實用主義哲學在外交活動中的集中展現。
應該承認，李鴻章在興辦洋務、建設海軍方麵，確實是功不可沒的。簽訂了那麼多賣國條約，理應遭到唾罵，但他確實也有難言之隱。在弱肉強食、國運衰頹之際，任誰在這個位置上也難以擺脫。他的問題在於，像梁啟超所批評的：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魅力。當然，你若說他一點骨氣沒有也冤屈：由於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在忽忽悠悠地海麵上，慢慢騰騰地挪過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個字。國貧民辱，“弱國無外交”，說來令人痛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