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 說命》）要把這種理性的認知落腳到創作實踐中去，還有一段相當艱巨的曆程。大前提是必須培植深邃的思想，努力提高認知水平與思辨能力；有了深刻的、科學的見解，爾後再設法將它組織到文章中去。依我三十餘年的創作體會，對於散文、隨筆來說，這方麵的難度要遠遠超過論說文的寫作。就是說，如何在敘述、描寫、抒懷的過程中，以鹽溶水、如湯沃雪那樣，滲透進去、融會進去理念的、思辨的、感悟的意蘊，是需要大動一番腦筋、頗費一些周章的。
常聽到有的作家講，哎呀，我是什麼都不管的，就憑著感覺寫作。沒有藝術感覺，自然寫不出好東西來；但是，若隻是停留在感覺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學感悟，我想也會流於膚淺。好的文化散文應該是既防止自我的失落，又防止審美的偏離、思想的貧困。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覺、體驗，或者是困苦，或者是憂患，充其量隻是一種“傷痕式”的文學，隻能告訴讀者有這麼個事情。而我們應該做到的，是要能夠超越情感與激情，抵達一種智性與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繹中，激活讀者為習慣所鈍化了的認知與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學化，以詩性的語言表達自己的生命意識；或以獨特的感悟、生命的體驗咀嚼人生問題，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
哲學有理性與悟性之分，或者說哲學家哲學和藝術家哲學之分。前者重邏輯、重分析、重實證，是抽象的、思辨的，像老子的《道德經》；後者重直觀、重聯想、重形象，是感性的、具體的，與藝術實踐、審美實踐緊密聯係著，像莊子的《南華經》，禪宗也是，還有《紅樓夢》。凡是傳世的文學經典，都有特異的審美形式和深廣的精神內涵、思想意蘊。當然，有思想不一定就有哲學視角。正如一位知名學者所指出的，《儒林外史》很有思想內涵，揭露和批判科舉製度十分深刻，對於知識分子和人生困境的思索有一定的深度。但它與《紅樓夢》不同，並不具備哲學視角。
科學技術以及一般學問的演進，是遵循進化論的法則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而哲學智慧則未必。長時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把古代哲學說成是樸素的、低級的，似乎沒有發展到應有的高度，隻是處於萌芽狀態。其實，這種說法大可商榷。試問：曆經兩三千年了，《周易》之學，老莊、孔孟之學，古希臘哲人的智慧，又有誰人能夠超越它們？
在學習、思考和研究中，為了獲得智慧，悟性是至關重要的。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博學不能使人智慧。”可見，有了學問不一定就能具備悟性。關鍵在於能否使知識、學問由死變活，實現升華與超越。智性過剩，悟性不足，缺乏創見，是一些搞學問的人的通病。記得北大教授湯一介先生說過，現在更多的是哲學工作者，而不是哲學家。哲學家是要創造出一套思想，讓別人來研究。他們麵對客觀事物（包括社會、自然、人生）和主觀世界，總有自己獨到的、比他人深刻的看法。這就需要智慧。
有的評論家指出，西方的現代社會出現了精神危機，主要是表現為兩種人大大增多：一種叫“空心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的價值感和方向感，成了無根的浮萍；再一種叫“碎片人”，不僅失去了外在的完整性，和自然的關係處於割裂、對立狀態，而且失去了內在的統一，被各種矛盾衝突弄得支離破碎。所以，現代人需要智慧的指引、生命的開悟，需要對自己生命采取一種審視的態度。老年的列夫 托爾斯泰非常羨慕農民，他說，他們即使沒有太多的知識，但是並不缺乏智慧。
說到哲學思維在散文創作中的作用，不能忽略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智性話語的藝術轉換問題。對於散文作家來說，這是一個起碼的要求，當然也是一種過硬的功夫，並不是每一個都能把純粹抽象的論說轉換成藝術話語的。在古人那裏，這種矛盾也許並不突出，因為古代的論說文就包含在散文範疇裏。一部《古文觀止》，一多半是論述性質的東西；每篇論文同時也是優美的散文。現在不行，現在的散文和論文，屬於兩種文體，已經分道揚鑣了。所以，這就成了一個很突出的課題。散文作家餘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產生轟動效應，就是因為他比較好地解決了將文化認同的智性思考同詩性的激情、想象融會在一起，也就是把這些智性的哲學理解通過一種詩性的、藝術性的語言表達出來。而相對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們的東西往往是智勝於情，理勝於趣，缺乏應有的審美性、可讀性。
文學是靈魂的曝光，內心的折射。蘇珊 朗格說，藝術表現的是人類的情感本質。這種情感本質，必然是人類深層意識的外射，是個體生命對客觀世界的深刻領會與感悟。也就是說，作者要通過自身的靈性和感受力，通過哲學思維的過濾與反思，去燭照曆史，觸摸現實，探索文化，追尋美境。
蘇格拉底說過：“沒有經過自省檢討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我的做法是，在嚴格自省的基礎上，刻苦鑽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研習新知，彌補闕陋，擴展視野。通過對人生的經驗、自己的學術背景進行全麵檢索、省察，把過去、現在、未來連貫起來，使知識儲備得到升華，實現更新換代。我還頗得益於文友間的“對話”。我有許多年輕的文友，他們思想活躍，反應銳敏，知識結構比較合理，既有精深的專業，又有廣博的知識。蘇聯時期的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 巴赫金認為，“生活就其本質說是對話。”對話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層次的參與者，圍繞同一話題，通過不同視角、不同方式的對話，彼此開啟思想的閘門，相互“交換能量”，相互啟發，相互碰撞，許多新的觀點、新的思想火花就會迸發出來。
四
為了踐行深度追求，問題意識是非常必要、斷不可少的。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他的“腦子裏始終都裝著問題”。理論是關於問題的理性思考；或者說：理論始於問題。過去學哲學有一個偏向，就是滿足於背誦原理、結論，而不善於以理論為指導去發現問題、研討問題、解決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不是知識學，而是問題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常解常新，是永不過時的，隻能隨著時代的發展，理解與闡釋方式發生變化。它與科學不同，科學的問題一經找到答案，問題便成了知識，不再具有問題的性質；二是，如果說科學給人以知識，那麼，哲學就是給人以智慧—提出問題本身就體現了哲學智慧。哲學家的貢獻不在於他解決了多少實際事，而在於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問題。問題是哲學的發展動力，問題開啟了思維探索之門。
所有的學問，都離不開提出問題、設置疑問。法國史學家費弗爾說過：“提出問題是所有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光是這樣抽象地論說，大家印象不深刻，我想以大家都熟悉的張學良將軍作為實例。在張學良身上有兩大謎團：“九一八”為什麼不抵抗？已經獲得自由了，他為什麼還不回大陸？這裏以後者為例加以分析：1993年，兩岸正在舉行“汪辜會談”。老將軍對此異常關注，寄予了深切期望；表示“晚年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中國和平統一，自己也可以回家鄉看看”。但是，台灣當局根本沒有統一誠意，因此，回鄉願望也就落空了。那麼，為什麼他非要等到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才肯回來呢？這個問題很複雜，其間有著很深的考慮，說穿了也就是慮及自己身後的曆史地位。他的深層意圖，是濾除政治色彩，淡出兩岸紛爭，以中間狀態出現，使自己成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偉人。但是，這種中立狀態的出發點，卻又不是純然為著個人，其中有著深遠的意義在。原來，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想在晚年再完成一項千秋偉業—期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再次發揮其獨特作用，起碼可以在溝通兩岸關係方麵充當一名使者，促進兩岸和解，進而推動祖國統一。
提出問題不是目的，在於分析、說理。比如，人們經常會談到“嫉妒”，這是人性中具有負麵作用的心理活動。我在《成功者的劫難》一文中是這樣剖析的：所謂“嫉妒”，實質上是一種鮮明的趨利性，一切嫉妒者瞄準的都是現實的功利，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襤褸的人不必擔心遭劫被搶一樣，那些窮途末路、潦倒終生的人向來也不憂慮遭人嫉妒。法國大作家羅曼 羅蘭在其名著《約翰 克利斯朵夫》中說過：“不結果的樹是沒人去搖的。唯有那些果實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嫉妒產生於相互比較，這就決定了當事者雙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於看得見、接觸得到的範圍之內。所以，就呈現出這樣一種現象：嫉妒心理的強弱，與引其發作的對象的距離成正比。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離越近，力量越強。嫉妒的產生，有賴於相互比較的可能性，即“同輩的嫉妒”。詩人不會嫉妒科學家的發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壯派”，初試鏡頭的學員對於明星角色隻能產生崇拜心理，三軍統帥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帶有命定的性質。嫉妒的對象，一般的多屬同僚、對手或者鄰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