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讀書治學
——在遼寧文學院高級讀書班上的演講
（2010年4月29日）
一
讀書治學這個話題，是高海濤院長提出來的。我認為非常好，道理有二：一是擊中了時人的一條軟肋。對於我們來說，上世紀80年代初中青年那種如饑似渴地爭相閱讀的場景，已成遙遠的絕響。現在的人，恐怕也包括一些作家，以上網、玩手機、看電視、翻報刊、侃大山代替讀書。網絡上的新聞信息極具吸引力，但並非所有的信息都能產生知識和智慧，有些信息是無用的。創作不能像經商、炒股那樣，靠著資訊過活，需要有新思想、新感悟。二是抓住了當前提高創作質量的一個要害。現在許多寫作者，也看書，但停留在很低的層次：一曰淺，淺嚐輒止，或者不讀原著，滿足於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尋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東西；二是亂，“順手牽羊”，缺乏計劃性、目的性、連續性，零敲碎打，雜亂無章；三是興之所至，憑興趣瀏覽，不能堅持，缺乏恒定性。
有一種說法，作家靠生活積累，靠感悟，書讀多了，會壅塞靈感，就沒有靈氣了。這話似是而非。寫作者在初始階段，也許還能借助一些靈性和生活積累；若要再上新台階，超越自我，不斷創新，就會顯出底氣不足，功力欠缺了。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學者化”，頗有道理，實為悟道之言。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作家要成為思想者。學者也好，思想者也好，都要依靠讀書。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每個人都是一個開放係統，不斷地同外界交換能量，需要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作家整天地向外輸出，如果不能及時補給營養、更新知識，就無法維持自身的“穩定的有序結構”，內耗過甚，必然難以為繼。
從知識分子的定義看。不僅有知，還要有識，否則就不完全。西方定義知識分子，既要有專業知識，又要有社會批判精神—我們可以說是責任感、使命感，總之都是一種自我覺醒、自我意識。作為知識分子，作家被稱為民族的靈魂，他要創造理論，編造幻想，影響人心，提供美感。在封建社會，士大夫依附皇權，又常常跟皇帝鬧些小矛盾。皇帝由於實際接觸社會矛盾，往往關心當下的事，而優秀的士大夫則相對清醒一些，考慮到長遠的整體的利益。這就是一種自覺意識。
讀書、求知、治學，涉及到人的基本需要。馬斯洛講五個層次。我把它簡化為三個：生存的需要（吃飯、睡覺），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質兩方麵），實現自我（創造）的需要。聽音樂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實現自我。讀書、治學，既是享受，又是創造。
那麼，應該如何讀書呢？這可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據說，愛因斯坦慶賀五十歲生日時，弗洛伊德發個賀信，說“你是一個幸運的老頭”。愛氏不解地問：我搞科學研究，勞形苦心，刻苦勤奮，怎麼能說是靠幸運得來呢？弗氏說，你這學科誰也不懂，你說啥是啥，怎麼說怎麼是，多幸運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學、人類心理學，誰都能說上幾句，說東道西，指手畫腳，老挨批評。讀書問題也是如此，誰都有實際體驗，誰都能說個“一二三”，這還能討好嗎？況且，各個人的情況差異很大，很難提供一種普適的經驗。所以，在讚賞之餘，我又要埋怨高先生了。
一個較為聰明的做法，姑名之曰“話語策略”吧，就是從宏觀上講，大而化之。這樣，我首先要說，讀書不是個方法問題，而是一種自我意識，一種人生追求、生活態度，一種生命存在方式。學海浩瀚無涯，能夠“取一瓢飲”是種福分；能夠往裏澆注一瓢，是我的願心。
我從前讀書也是從興趣出發，比如我喜歡詩詞，就看了許多這類書籍。到了上世紀80年代，視野開闊了，才覺察到自己知識結構的偏頗—對於所謂“國學”有較好的基礎，我曾係統地學習過；但對於西方文化，一直涉獵甚少。為了接上這條“短腿”，80年代後期以來，二十多年，我耗神費力，讀了大量西方文史哲書籍，算是補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後進省委、中央黨校，在學員中，我敢說是讀書最多的一個。
當然，轉型也好，補偏救弊也好，困難是很大的。我不懂外語，而且年過半百，長時間讀不進去。有這樣兩句老話，慨歎人生的無奈：“好（hǎo）讀書不好（hào）讀書，好（hào）讀書不好（hǎo）讀書。”老舍也說過類似的話：“年輕的時候牙很多，但沒花生豆；老了的時候花生豆很多，可是沒牙了。”有時想起清人毛俟園的那句詩：“書到今生讀已遲。”也往往頗有同感。南懷瑾先生也說，很多奇才穎異的人，能夠把上一輩子讀過的書都能記誦出來。這簡直是近乎神話了。不管何等艱難，我硬是堅持下來了，總算有所收獲。
我覺得，關鍵在於實際應用。比如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說的史實，特別是中國的，我比較熟悉；但如何進行分析，亦即運用史識，掌握史觀，就大有文章了。分析曆史人物，除了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他們所處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我還注意運用西方史學中已經證明有價值的一些現代科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現代遺傳學的方法和理念、行為科學、現代人才學、曆史心理學等，研究曆史人物的不同特點，如性格、心理、素質、命運等等。比如，我發現在曆史事變中領導人的個人性格往往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再如，過去我們強調人民創造曆史，可是，應用於曆史實際，有時解釋不通。後來讀了恩格斯1890年致約 布洛赫的信，深受啟發。他提出的“合力說”認為，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促成。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而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曆史事變。當然，在眾多合力中有主導與輔助之分。還有，過去我們習慣於籠統地說某個曆史人物幾分好、幾分壞。實際上，應該顧及人物的一生大節，根據不同情況劃分不同階段，結合其所處的曆史大勢逐段評價其功過是非。列寧評論普列漢諾夫，就是這麼做的。
對於法國年鑒派和美國新曆史主義的研究，使我獲得許多新的啟示。新曆史主義強調解釋者的主體性，認為曆史是敘述的結果，文本的解釋者同時也是創造者，是今天“活著的人說著過去的事”，讓過去的事情活在今天。從中我認識到，曆史是精神的活動，精神活動永遠是當下的，絕不是死掉了的過去。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曆史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複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曆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複原態，隻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象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裏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這對於我創作曆史文化散文幫助很大，我從曆史中獲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間。而且，解決了曆史文化散文的現實關懷這一重大課題。2009年在北大中文係演講時，我專門談了這方麵的體會。
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我是緊密聯係著人生、人性的，因為“文學是人學”。這個天地非常廣闊。這裏有人生的價值，命運的參悟，道路的抉擇，人性的發掘，個性與命運、個性與文化關係的探究。它們在我的創作實踐中都有所體現。
在文學方麵，我讀書範圍很廣，更多地著眼於增強創造性與想象力。創造能力的發揮，絕對離不開想象力—這一人生無窮無盡的財富。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他還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本來，文學作品必須創造出不同於現實世界的藝術世界。像一位英國評論家所說的，小說裏的人生是蒸餾過的人生，是從生活裏來的，卻又不是原樣照搬，而是經過藝術加工，成為人生的精髓。藝術創造應該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現在許多作品以所謂“寫實”為標榜，熱衷於現實情景的仿真，重複、模擬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對“文學是一種原創行為”的理念的高度自覺。這是當前文學創作的致命缺陷。
我的想象力也是匱乏的，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我有意識地閱讀那些想象力豐富的、有懸念的作品，很少看電視節目。我寫散文，但讀當代散文作品很少。我願意看短篇小說，特別是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爾維諾等人的小說，福爾摩斯、希區柯克的故事，還有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庫《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契訶夫的《三姊妹》等表現荒誕或困惑、等待的戲劇。我很欣賞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短篇小說《牆上的斑點》，整個全是想象。就牆上的一個斑點，做出種種想象—燃燒的炭塊，飄揚的紅旗，懸掛肖像留下的釘子孔，夏天殘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陽光下圓形的古塚，最後認定是隻蝸牛。確如《文心雕龍》中所說的：“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裏。”
除了從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營養，對於頭腦中固有的國學資源，我也進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現代知識、智慧接軌。我嚐試著做了“三個劃分”：一是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說，把道家同儒家分開，儒家過於看重人在社會中的關係，看重等級地位與調適合作，而不重視個體存在；以共性為前提，而不習慣以個性為人生依據。道家與此相異。道家是充滿了形而上思維的，而儒家卻絕少涉及哲學問題，黑格爾就否認孔子是哲學家。古人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上下左右前後叫“六合”。有些民族，鬼神、宗教、靈魂等觀念非常發達，想象力十分豐富；而中國儒家把這些看成是虛無縹緲的東西，不屑一顧。孔夫子說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隻注重解決人際關係，關心眼前、當下利益，缺乏一種理性主義態度和西方實驗科學精神，因而妨礙了現代化的進展。二是就道家自身來說，把老莊加以區分。莊子力主發現自我，強調獨立人格，無求於世，浮雲富貴，糞土王侯，曠達恣肆，徹悟人生；而老子更多的是人生智慧、政治藝術，有時還會給人“功利主義”的感覺，有人尊他為中國的政治藝術之父。老、莊都主張無為，老子的無為是以退為進，無為而無不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莊子的無為是人生的歸宿，直接通向藝術精神。三是就莊子自身來說，把他的消極避世的一麵同他的藝術精神區分開，我們崇尚他的張揚個性與自由精神，崇尚他的人生藝術化和藝術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