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與讀書緊相聯結的，是要敏於思考，善於思考。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看得出來，古代學人一向都是把學與思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為著思考，我在讀書過程中總是主動參與，體現主體意誌。對於已知結果的，我思考的是所以如此的道理；而於未知結果，則通過想象與聯想，做出種種設想。我讀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其中談到對於許多政治人物來說，長壽未必都是幸事。我就聯想到汪精衛。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幸”而死，也就不會有後來成為“大漢奸”那段可恥的曆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熱血青年嗎！我還為張學良設想：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死去，那他不過是一個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張作霖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得手了成為一個新的軍閥；弄砸了，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在等著他。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的陣前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幸得逞，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異彩和生命張力。如果百歲之前，他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而他卻堅定地回答記者：“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壯麗一生畫上個圓滿句號。
我在讀書思考中，習慣於找問題，找話題，找課題，也就是具有“問題意識”。這有兩方麵含義：一是在主客觀實踐中遇到了什麼問題，有自覺性的思考，有解決的思路；二是讀書過程中腦子裏經常掛著問號，也就是毛主席說的“要問一個為什麼”。每番思考，我都注意尋找一個視角。其實，哲學研索本身就是一種視角的選擇，視角不同，闡釋出來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視角和眼光是聯係著的。愛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夠跳出“人為中心”這個成見，得出人不過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塵，沒有驕傲的理由的結論。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所展現的空間並不是單一的，既有文本所展示的自在空間，還有由讀者自身經驗與想象力構成的主體空間。主、客體空間的差異，導致了視角的不同，認識的懸殊，結論的多樣性。
隨著視角的開闊，學術視野、創作空間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曆史主義之後，在曆史敘述中覺得天地更加廣闊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說悖論吧，用在社會曆史上，它體現為種種無解性矛盾，包含著多重意蘊。諸如，二律背反，兩難選擇，應然與實然或願望與結局的恰相背離，等等。悖論，不涉及正誤、是非的判斷，而是常常體現於矛盾選擇之中。選擇是困難而苦惱的，本身就是一種痛苦。戴一塊手表的人，很容易確認指定的時間；而戴兩塊、三塊手表的人，便難以確定了。更何況，我們這裏所說的選擇，常常帶有一種無解性。也正是為此，它使曆史的話題帶上了深邃的哲學意味。我不是哲學家，但我喜歡用它來讀解曆史。同時，也有助於我在創作實踐中廣泛借鑒。我在散文創作中，經常向電影、小說、繪畫借鑒寫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國古典散文學習。我寫《張學良：人格圖譜》，為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開頭如何處理，就有意識地向蘇東坡學習。蘇東坡寫了大量“人物論”，互不重複，各具特色。
古希臘有個散步學派，我也是常常在散步中進行構思的。我有三種集中思考的時段：最有效的是後半夜醒來時，再就是清晨散步時，還有平時獨處靜坐時。宋代大儒程頤，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羅曼 羅蘭針對蘇聯藝術家過分強調客觀世界的觀察，而忽視內心情感的開掘，致使藝術創造的力量隻能浮現於客觀事物的表麵，勸告說：“在行動和感情的激流裏，你們應該為自己保留一間單房，以便集中思想，深入思考。”這個“單房獨室”，既包括物理空間，而更多地是心理空間。這樣，才會進入“物我神合”的境界，使認識和感受實現形而上的超越。
我還有一個習慣，幾十年恪守不渝，就是讀書、思考中堅持記筆記。至今已有七十多本。有位知名學者在文章中講：進入穀歌時代之後，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盤，人的記憶與記錄無關緊要了。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其一，搜索引擎和硬盤固然可以查閱許多資料，但它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線索，如果你對所要搜索的內容一片茫然，就無法進行；其二，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需要貫通、聯想，所掌握的知識麵越寬廣，可供聯想與貫通的就越多。如果腦子裏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來提供，那還能夠進行創作與研究嗎？其三，知識有“夥聚性”，掌握的東西越多，像老托爾斯泰說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顯現；反之，知識麵很窄，隻是靠電腦來操作，那你究竟是機器還是活人？
在消費文化、市場效應的社會時代背景下，當今在世界範圍內，缺乏思考已經成為通病。由於現代人群已被經濟勢力拋擲到商業化的運作之中，置身於越來越實利化、技術化、實用化的社會環境裏，麵臨著商品、物質、財富、權力對於人的個性、主體性、獨創性的消解與排拒，日益呈現出向個性迷失的群體化、符號化下滑的危險。特別是伴隨著各種傳媒競相推行趣味的大眾化，伴隨著科技迅猛發展、智能化過程加速所導致的書寫方式、表達方式和閱讀方式的劇變，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創作與學術的個性化、獨特性、深刻性。就是說，人類在迅速伸延生命的長度與寬度時，卻丟失了深度—生命的第三維度。即便是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也很難避免出現類似的傾向。有鑒於此，北大教授湯一介先生慨乎其言：“現在更多的是哲學工作者，而不是哲學家。哲學家是要創造出一套思想，讓別人來研究的。”
《紐約時報》曾刊載一篇美國南加州大學高級研究員尼爾 加布勒的文章，裏麵談道：“從前，思想可點燃辯論的火焰，激發不同的思考，引發革命和根本改變我們的世界觀”。“當今，我們的思想似乎變小變少了，並非因為我們比前人愚鈍，而是由於我們不像他們那麼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們現在知道的信息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聯網，我們想知道什麼似乎馬上就能得到信息，這就是問題所在。過去我們收集信息，不隻是為了了解情況，而是要將其加工升華、融會貫通變成思想。我們過去不僅試圖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馬克思指出了生產資料與我們社會與政治製度的關係。弗洛伊德教我們探究自己的心理，作為理解我們感情和行為的一條途徑。愛因斯坦改寫了物理學。這些思想使我們能夠思考自己的存在並試圖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縮的重大問題。現在，我們淹沒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沒有時間去加工提煉，而且我們大多數人也不想去做。這個思想式微的世界與社交網絡世界同時出現絕非偶然。信息交流網站旨在滿足貪得無厭的信息欲望，它們基本上不能產生思想，這種信息基本上毫無價值。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過剩的犧牲品。我們已經成為信息陶醉者。即使是馬克思或尼采突然現身，高聲宣講自己的思想，人們也絲毫不會關心。未來預示著信息會越來越多，但沒有人會去思考。”
毫無疑問，一個對思想、思考不感興趣的人，可能是一個能幹的人才，但必定不是一個有深度、有遠見的戰略家；以此類推，一個對思想不感興趣的民族，可能是一個發展迅速甚至具有極大潛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個能長久持續穩定發展，而且能穩健地把握自己發展方向的民族，因為在這個民族的內心深處，充滿了浮躁和茫然。魯迅在批判國民性的時候，說中國人常常一轟而起，一哄而散，這就是靈魂沒有根柢。心靈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敗，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聲都會使他倒下去。我們應該以深厚的人文修養來抵禦這種浮躁與茫然，有底氣，有正氣，使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思想水準、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三
回首幾十年，讀書所帶給我的益處，難以計數。概言之，有三點。
一是表現在做人、立身方麵。
前麵我說過，讀書關係到人生追求、生活目的。開始它是以知識形態出現的，後來貫通了，增長了見識，提高了預見性與辨識能力，轉化成人生智慧，轉化為辯證思維。從小我所受到的傳統教育，包括儒、道等百家諸子，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還有其他西哲的經典論述，對我的做人處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我身上，儒、道是互補的，交相為用。既有積極進取精神，又能夠知止知足，拿得起、放得下、看得開。無論是進退、得失、成敗，都能以一顆平常心去對待。老莊講“破執”，海德格爾叫“去蔽”。為官與為文，出世與入世，都可以從中悟出妙諦。莎士比亞說，世界隻是一個舞台。那麼，入世就好比演戲，出世則無異於看戲，演者活靈活現，死去活來，完全進入角色；而觀者冷眼旁觀，即使悲從中來或喜上眉梢，瞬間也就清醒了，知道不過是在看戲。再深一層探討，演戲的是行者、活動家，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觀眾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學家，任務是評說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羅式的觀照人生”。胡適主張西化，但他對孔夫子的進取精神還是肯定的。他有一首詩：“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識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棄。”而五千言的《道德經》，則自始至終是一個滄海慣經的智者通過靜觀人生所得出的直覺妙諦。前者重執著，後者重解脫。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為酒神達奧尼爾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實現生命的跳動；後者是日神阿波羅，高踞於奧林匹斯峰頂，憑高靜睇，照臨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