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階段，90年代後半期。盡管商業社會的價值導向使消費性的大眾文學占據中心地位，人性描寫因失去在的文化與理性的支撐而流於感官與肉欲的描繪，但仍有不少作家固守著自身的精神追求，從多元選擇、崇尚個性的社會氛圍中形成自己的個性品質與藝術風格。
這裏說明兩點：一是這種劃分，隻能說是近似，未必完全準確；二是這裏涉及的隻是人性閱讀、人性批評這一特定角度，並未觀照小說創作的全局。
三
關於全球化浪潮中文學創作發揚本土優良傳統與借鑒其他民族優秀文化成果，實現與時俱進、出新創化的問題。
在第六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江澤民同誌指出：“保持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民族精神，積極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實現文化的與時俱進，是關係廣大發展中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他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博采眾長，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明確提出，發揚傳統與開拓創新是統一的，沒有堅強崇高的民族精神，沒有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會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傳統的力量不容忽視，它的深層積澱的滲透性和承傳性要遠遠逸出政治的或經濟的道德的層麵。特別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它具有超出一般傳統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維而言，我們也許趕不上西方，但就審美思維和藝術思維來看，我們有巨大的優勢，就是說我們的審美習慣和藝術傳統是更接近藝術本質的。但這並不等於可以故步自封。要繼承與超越傳統，就必須向世界開放，向時代開放，向現實社會生活開放。這方麵，我們可以借鑒一下拉美文學的經驗。
文藝複興時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的世界剛尋找到另一世界，一個未必不更遼闊、更廣博、更充滿生靈的世界。當我們走出光明之際，那一個世界剛進入了光明。”今天，蒙田的話有一半成為事實：“那一個世界”正在進入光明。在現當代世界文學的生態版圖上，拉丁美洲是一個巨大而鮮疾的文學群落。在這塊廣袤的大陸上，現實主義、神奇幻景、體裁的混合、流派的駁雜，無拘無束的自由形式，賦予拉美文學以無限的生命力。不論是從南美諸國到中美洲，還是從墨西哥到古巴，到處都有文學的參天大樹在聳立著，到處都有文學的巨人的身影在閃現。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於世界足壇，從而同歐美文化傳統形成鮮明的對峙。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 莫裏森指出，當今世界最好的小說在南美。也許說得有些武斷，但拉美文學的不可小視，確是實際。
從19世紀初開始，拉美文學就是堅定地跟著法國古典主義走，30年代從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過渡，學習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到19世紀末，一批作家認識到，獨立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應有文化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必須找到拉美自己的聲音。1888年，他們提出現代主義，主旨就是要搞有別於西班牙和法國的拉美自己的藝術。到20世紀初，又覺得現代主義離拉丁美洲現實太遠，提出“要扭斷天鵝的脖子”，—質疑現代主義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動整個拉美，農民發動起來了，作家藝術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裏沒有出路，提出了鄉土文學、大地文學、原住文學等口號。就在這個時候，歐洲大陸上又出現了超現實主義，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覺得沒底了，於是紛紛跑去歐洲學習，博爾赫斯、帕斯、阿斯杜裏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現實主義運動，搞得熱火朝天。但學到最後，所有這些大師級人物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一種背叛情緒。本來，他們搞夢幻結構，搞意識流都很地道，之所以還要背叛，是他們認清了拉美和歐洲畢竟距離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鑒的同時，必須把根基紮在拉美大地上，從而放棄了對時髦的追逐，而轉入紮紮實實的本土創作，把藝術視線對準故土所蘊涵的文化意識，把個人的生命體驗融入到對民族未來的思考之中，表現出強烈的曆史意識和主體意識。到本世紀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產生了，如聶魯達的詩、博爾赫斯的詩歌、散文、小說，卡彭鐵爾的長篇，有的還得了諾貝爾獎金。到了60年代，出現了所謂“文學爆炸”，馬爾克斯、略薩、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動世界文壇。
為什麼一回到本土，形勢就發生大變？說明一種觀念的產生，必須植根於自己的生命體驗才有生命力。幾代拉美作家的經驗證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於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傳統，但觀照的意識又必須是全球的、現代的，使現代意識和技巧在傳統這棵古樹上開花。就總的趨勢看，未來全球化的傾向必將比本土化的傾向更強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礎，異質文化隻能在被篩選、被改寫的情況下融入。所以，我們要在認真吸納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緊密聯結本土現實生活的血脈的前提下，不斷接受外來文學的刺激，以增強自身的活力。
從80年代中期開始，拉美文學大量介紹到中國來，它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滲透與推進，發揮了很大作用。一時間，馬爾科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風靡中國，到處都在談論《百年孤獨》。莫言甚至說，我恨不得跪在馬爾科斯和福克納這兩個小老頭麵前叫一聲老祖宗。他的作品中意象誇張，感覺爆炸，敘述調度和時空意識，等等，都明顯受到馬爾科斯的影響。其他像張煒的《古船》中追尋家庭曆史主題的構架，劄西達娃表現於雪域小說中的魔幻精神，馬原等人借鑒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式的敘事迷宮，從而進行一番敘事的革命，也都是明顯的證明。直到現在，似乎中國作家對於拉美文學的興趣仍然不亞於西方現代文學。這裏除了它的奇詭、神秘和新鮮感之外，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拉美國家的國情與我們相近，同屬於發展中國家，可資借鑒的較西方發達國家為多；而且，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經獲得世界承認，乃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我們也是一個有力的吸引與鼓舞。
但是，問題也就恰恰出現在這方麵。學習中，有些人出現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渴望立竿見影、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有的過於急於求成，恨不得一口吞進一隻大象；有的心急火燎，不能平心靜氣地沉下來仔細加以研究，缺乏對一位作家的認真探索，更不要說對於拉美文學的整體把握與整合了。何況，其間還存在著文化準備和學養上的巨大差異。有人從當代拉美和中國有影響、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較他們的學曆和外語水平，發現人家絕大多數都具有一個至幾個碩士或博士學位，普遍精通兩門以上外語；而我們的作家許多人隻有中學文憑，普遍不懂外語。這種潛在局限的製約一時還不明顯，有的因個人的靈性和生活積累與外域技巧的契合，暫時還會造成一種迷惑和假象。但從長遠來看，種種先天缺陷與後勁不足和盲目生吞活剝的做法，必然要帶來一定的後遺症。
其實，這種對於拉美文學的簡單模仿與盲目照搬，正是二十多年來整個當代創作界借鑒域外文學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我們在二十年間把西方近百年的種種文藝思潮、主義和流派統統炒過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薩特、弗洛伊德，接下來又是卡夫卡的表現主義，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福克納的意識流，還滾動著其他新的方法的熱浪，什麼“場”呀、“熵”呀的自然科學術語也充斥於文學論文中；後來，又有卡西爾、索緒爾、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巴赫金，一直到90年代的德裏達、福科、傑姆遜、薩義德，“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換大王旗”。有人形容為“被新潮這隻狗追趕得連停下來解手的時間都沒有了”。
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客觀原因，封閉了多年，一下子國門洞開，眼界煥然一新，難免饑不擇食。作為一種補課是必需的；而且，從汲取有益營養角度看，這個過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問題在於，必須堅持以我為主，不能喪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著潮流跑。這樣，才能進行理智的擇取、冷靜的鑒別和深入地消化與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