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我向你保證：我沒有忘記你。”事實證明，她並沒有食言。宋美齡在羈身異域或者局處孤島，麵臨著種種困境，身體又不太好，但對於張學良一直念念不忘，經常致函寄物，親切地問候，表述關注之殷、感念之誠。這在張學良的日記中都作了翔實記載。張學良身後留存四大箱信件，約有五百多封，多為數十年間同政界要人與親朋至友的往來函劄，其中以和宋美齡的私人通信為最多，計約百封以上，它們真實而明晰地記錄了兩人之間的深厚友情。從往來書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齡對於軟禁中的張學良十分關切，尤其體現在生活上，可說是無微不至。她不僅經常送些珍貴禮物和日用品給張學良，還負責代為轉遞張學良在美親人特別是原配夫人於鳳至托帶的物品、信件。一向習慣於以英文寫信的宋美齡，當得知張學良目力不佳後，便改用中文書寫，甚是體貼周到。
這裏有一件事：張學良堅持要到2002年以後再向外公布“口述曆史”及西安事變有關資料；還曾對日本NHK電視台記者說：“不要采訪西安事變，我不想談，說了會傷害某個人。”我們可以猜測：張學良唯恐傷害的“某個人”究竟是誰？既然與西安事變有關，那我們不妨用“排除法”一一進行過濾：西安事變主要當事人中，不過五六位。其中，蔣介石、宋子文早已死去，周恩來、楊虎城也作古了，仍然在世的隻剩下他和宋美齡兩人。顯然，這個人非宋美齡莫屬。據張學良預測，自己活不過2002年；宋美齡大他三歲，估計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
張學良曾經說過，在他的生命中，有兩個女人對他恩重如山，一個是無怨無悔陪伴他走過大半生的趙四小姐，另一個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蔣夫人宋美齡。
五、張學良的“兩條辮子”
一條是“九一八”不抵抗。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成功地調停了中原戰事，使蔣介石轉危為安，他也得到蔣應有的報答，迅即接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到達南京時，受到了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規格的接待，禮遇之隆重，報章上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政治生涯可謂登峰造極，也是他人生最為得意的時刻。但這輝煌的榮耀，至上的威權，也埋伏下危機的種子，他有些忘乎所以，飄飄然了，當他奉命統率十餘萬精銳之師入關之際，東北兵力嚴重空虛，密切關注、伺機待動的日本關東軍，早已磨刀霍霍，殺氣逼人。於是，一場陷他於滅頂之災、使他遭受奇恥大辱的另一個“九一八”就出現了。
應該說，不抵抗的命令確實是張學良親自下的，但也確是奉行了蔣介石的既定方針。事變發生前幾天，蔣曾當麵向他交代：要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本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要交給中央。那麼，有人就要問了：張學良集國仇家恨於一身，對日本鬼子切齒痛恨；此刻，麵對強敵入侵，國土淪亡，東北三省父老鄉親慘遭塗毒，他怎能坐視不顧呢？況且，以他那樣一個敢作敢為、我行我素的強牛猛虎，蔣介石隻憑著幾句囑托，一紙飭令，就能把這個“東北硬漢子”的手腳捆綁住嗎？退一步講，事變當時猝不及防，缺乏準備，為什麼戰局拉開之後，日本軍隊一日之內下我二十城，略地千餘裏，作為軍事統帥，你還是沒有抵抗呢？
其間的症結所在，是他事變前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判斷日本不敢這麼擴張；而在戰局拉開之後，麵對日本軍隊勢如破竹的淩厲攻勢，他又從這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由原先的滿不在乎，一變而為“竦然驚懼”，認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接下來，又產生了三個“錯誤期待”：一是期待當時的國聯出麵幹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國家製止日寇的侵略行為。當李頓爵士率領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時，張學良曾樂觀地認為，一俟調查清楚後，當會采取措施幫助中國，製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改變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國掀起全麵抗戰。事變當時，張學良曾對東北高級將領說：“現在我既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隻能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製止關東軍對中國東北的野蠻侵略。由於這三個“期待”均沒有現實依據，因而，最終全部淪為甜蜜蜜的幻想。
另外，還有一個深層考慮，就是擁兵自重，保存實力。張學良畢竟出身於地方軍閥，手下的軍隊無異於他的“命根子”、“護身符”。前此不久的“中東路事件”的教訓，他記憶猶新。本來是蔣介石下令出兵，並答應一旦開戰，中央將派出十萬援兵全力支持。可是，當與蘇軍交戰後，竟致一敗塗地，東北軍損失慘重，而蔣介石卻未派一兵一卒，坐視不救。到頭來，隻有大呼上當，自認黴頭。中央發令的事，結局尚且如此；如果擅自行動，後患將更加不堪設想。無疑，這是他擁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層原因。
另一條辮子，不回老家、不回大陸，定居海外。問題的提出，始於1990年張學良獲得相對自由之後。在1991年3月，他首次離開台灣，前往美國探親時，台灣《聯合報》記者曾問他：“是否有可能回東北老家看看？”他說：“不排除這種可能性。”記者又進一步追問：“有沒有考慮回東北定居？”他說：“考慮什麼？我從來就沒有考慮這一回事。我要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回去。”後來，在回答《美國之音》節目主持人時，他說：“當然我是很願意回到大陸，但時機尚未成熟。”問：“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您會回去？”答：“假若兩方敵對的問題完全沒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實際上，當時他就已經定下了基調，隻是，人們未予足夠注意。
對於張學良答《聯合報》記者問，中共中央確是格外地重視。鄧小平當即打電話給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家主席楊尚昆，說：“你們應該開個會，研究研究這個問題。”中央當即做出四項安排：一是當年六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九十一歲壽慶活動；二是鄭重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帥府和元帥陵，為張學良歸來遷葬其父張作霖的遺柩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黨內高級幹部，赴美轉達中共中央對於張學良還鄉的歡迎之意，並具體負責安排有關事宜。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最後選定了呂正操將軍。他和張學良是同鄉，屬於東北軍舊部，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他們有著至為深厚的私人感情。
為什麼已經有了回鄉之便，張學良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海內外媒體對此議論紛紜。是由於身體原因？那個階段，他們的身體尚好。還有人猜測，趙四阻攔少帥回歸故鄉。考慮到張學良一遇到故鄉親友便激動萬分，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出於關心身體健康，趙四確是不願意張學良回來探親，但這並非老將軍未能回歸的根本原因。看來，政治陰影始終籠罩在張學良身上。眾所周知，西安事變前後，他就與中國共產黨結下深厚友誼。即便他羈身鐵窗之中，與世隔絕，周恩來仍然通過秘密渠道與他書信往來。而這一切，都觸犯了台灣當局的忌諱。據張學良的老朋友張捷遷透露：1990年秋天，張學良曾打算去香港參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禮。但是，由於台灣當局的阻攔，竟未能如願。他們認為，香港情況複雜，而且緊鄰大陸，怕他趁機溜回去。可見，台灣當局給予沉重的精神打壓，這是未能回歸的外因。李登輝表麵上以張學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實際上對於他的自由出入設置了重重障礙。張返回台灣後，等了兩年半時間，不見鬆口，最後帶著滿腔幽怨，憤然走出國門，再也不想返回台灣了。
當然，這隻是一個方麵，自身的考慮也占很大成分。人們分析認為，充當了一輩子“政治角色”的他，由於所受到的傷害太嚴重，因此，再也不想卷入兩岸紛爭的政治旋渦了。這樣，在是否返回大陸這個問題上，他始終處於遊移狀態。聯想到他說的要等到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才肯回去，就一目了然了。其間有著很深的考慮，說穿了，也就是慮及自己身後的曆史地位。他說對過往的一切，已經視如過眼煙雲；但實際上，作為曾經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一筆的風雲人物，尤其是一個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深遠的老派政治家，他還是十分愛惜羽毛的。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灑脫地退出曆史舞台，為多災多難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畫上一個句號，維持自己的“失敗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濾除政治色彩，淡出兩岸紛爭，以中間狀態出現，使自己成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偉人。當然，這種中立狀態的出發點，並非純然為著個人，其中有著更為崇高而深遠的意義存在。原來，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項有功於國、澤被千秋的偉業。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發揮其獨特作用，起碼可以在溝通兩岸關係方麵充當一名使者，促進兩岸和解，進而推動祖國統一。
六、結語
人生道路的選擇是一次性的，隻有現場直播，而沒有彩排、預演。同樣，作為既成事實，曆史不存在推倒重來的可能。不過，若是調整一下角度，比如從研究曆史、探索規律出發，倒也不妨做出假設，設計一個應然而未必然的版本。
鑒於張學良的一生命運、成敗休咎，都與蔣介石密切相關，我們假設：若是張學良走另一條路子，當他父親所希望的“東北王”，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那麼，也就不會有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的調停，東北軍主力也就不會參與南下平叛了。那麼，日本關東軍還敢不敢對東三省貿然動手呢？（動手是必然的，無非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自然就等同於其他一些軍閥，既不會被任命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也不會唯蔣之命是聽；即使發生九一八事變，他也不會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當然，由於失去了蔣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備發動西安兵諫的客觀條件，自然也就不會帶來後日五十四載的鐵窗生涯。這樣的張學良，人生價值，生命意義，又將如何？
實際上，《美國之音》記者已經作了一番假設，曾經問過張學良本人：“如果這半個世紀您沒有被軟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發揮，統率您的軍隊，您覺得會對整個中國產生什麼貢獻呢？”他的答複是：“那很難說。如果上戰場打日本鬼子，也許我早就戰死了。”美國記者又問：“西安事變帶給你半生憂患，你現在怎麼看這一舉動？”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就此，我們不妨作更廣泛的設想：
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他活過來了，後來獲得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為日本人所收買，穩當“東北王”那樣的傀儡，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為現代“李世民”，那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
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使僥幸得手，最終也難逃“卸磨殺驢”的可悲下場。
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異彩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曆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場鬧劇。可是，他卻堅定地說：“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