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其人
——在大連白雲書院的演講
（2012年7月14日）
一、莊子的故裏與身世
司馬遷在《史記》中將莊子附在《老子申韓列傳》裏麵，共寫了二百三十多個字，就中提道：“莊子者，蒙人也，名周。”既未說明莊子是哪國人，又未標出“蒙”屬何地，從而使後人對莊子的國屬及裏籍，出現眾說紛紜的混亂現象。莊子本來就是平民，沒有當過達官顯宦，史籍失於記載；又兼時間已經過去兩千三百多年，滄桑迭變，陵穀更移，致使地麵遺存極少，這樣，見於後世文獻資料者，便歧異百出，莫衷一是。
從漢代的劉向、班固、張衡到爾後的酈道元、陸德明、成玄英、王安石、蘇軾、朱熹、羅泌、馬端臨、歸有光、王夫之、孫星衍，直到近現代的梁啟超、王國維、聞一多、郭沫若、宗白華、侯外廬、馮友蘭、錢穆、呂思勉，直到當代的陳鼓應、方勇、楊義、常征、崔大華、顏世安、姚曼波等，不下百名學者，對莊子出生地各有異詞，難以取得共識。大致可分為“宋蒙說”與“楚蒙說”兩種。持“宋蒙說”者，又有“民權說”（河南）、“商丘說”（河南）、“東明說”（山東）、“曹縣說”（山東）之爭；持“楚蒙說”者則集中於安徽蒙城。諸說各有所據，但反駁者也都有足夠理由，因而最終難以定於一尊。在我看來，莊子應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東北部。這樣說，不是浮言無根，而是有大量證據足以認定的。
關於莊子的家世，學界大體上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莊子是宋國土生土長的貴族後裔。當代學者張鬆輝推斷，“莊子出身於宋國的沒落貴族，應該是宋莊公的後裔”。莊公的孫子公孫固，在成公時擔任大司馬。《史記》記載，公孫固殺了成公，爾後，他又為成公之弟所殺，時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時，莊氏家族又參與了一場叛亂，為首者遭到誅戮。“莊氏一族在宋國先後受到過兩次政治打擊，再加上莊族後裔與公室的血緣關係越來越遠，那麼到了莊子時代，莊族人員隻保留貴族名義，而不再擔任國家重要職務，也是情理中事。”另有一種觀點，認為莊子先世是楚國人，後來遷徙到了宋國。當代學者楊義、崔大華等均主此說，並做了詳盡的考索。《通誌 氏族略》載：莊氏出於楚莊王，以諡為氏。在“莊氏”這一條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莊周，六國時嚐為漆園吏。”莊子的年代距離楚莊王已經二百餘年，大約在他出生前二十幾年，楚悼王任用吳起實施變法，為節省開支，重點“撫養戰鬥之士”，“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汰洗一些散官、閑官，貶為庶民，遣送到北境邊陲。莊子父祖輩有可能在這次被迫遷徙中離開了楚國。也還有另一種可能：吳起變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殺，“並中悼王屍”，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肅王繼位後，追查、論罪，死者七十餘家。莊子家族在這場內亂中受到了牽連，為了避禍，北遷宋國。崔大華認為：“莊子家世的麵目，已被世代久遠的曆史風塵剝蝕、覆蓋得無法辨識了。但是，莊子超脫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內蘊著的那種襲人心扉的沒落感，想象神奇、變幻無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卻又清晰地顯示出他與衰落了的楚國公族及具有浪漫主義特質的楚國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親緣關係。”
關於莊子的生平，大體上可以粗線條地劃分為三個時段。
青少年時代—
《史記》本傳中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以這兩位戰國時期著名的國君作為參照係數，應該說是有據可查、確鑿無誤的；至於具體年限，大致可以認定，約在公元前369年，莊子出生於宋國都城商丘東北的蒙地。大約在二十四五歲之前，主要是在故鄉讀書訪學。有一點可以肯定：自幼，莊子必然接受過係統的教育，起碼是閱讀過大量的傳世藏書。當時，伴隨著鄉校的出現，教育在一定範圍內得到了普及，政治權力的擁有者與思想話語的承載者，由過去的高度統一轉向了相對分離的狀態。這樣，思想文化便逐漸出現了獨立的發展空間，知識階層也就是“士”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壯大。作為貴族的後裔，或者沒落的貴族子弟，莊子應該置身於“士”的隊伍之中。有的學者甚至推測，他曾親曆過一小段貴族生活，有著類似曹雪芹的經曆，由貴族世胄屈居漆園小吏，進而淪為下層平民。他把“天上人間”遊了個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徹大悟，從而“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借用《紅樓夢》裏的話，他很可能是一個“翻過跟鬥”的過來人。因此，他有一種滄桑感，能夠體會到那些榮顯終身、不知患難困窮為何物的天潢貴胄或者與富貴從不搭邊的普通民眾所無法體察的東西。
從《莊子》一書的記載中看得出，他比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織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術，特別是一些高級手工藝人“驚猶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確、奇巧的技藝，而對於農業以及農民田間勞作的情況，相對而言，涉獵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應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鎮裏麵。
中年時段—
大約從二十五歲到六十歲，這三十餘年間，莊子的生計日見艱難，直至出現凍餒之虞，織屨、漁釣不足以自給，向監河侯借糧又恥遭白眼。多數時間，閑居索處，讀書、思考；同時也進行一些社會交往，或辯對訪談，或深入市井民間，接觸手工藝人、畸人隱者。
性喜閑適、幽靜，平生結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鄉辯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約在公元前344年、莊子二十五歲左右，與惠子初次見麵。三年後，惠子相梁不久，莊子又前往見之，惠子恐其奪己相位，搜尋三日夜，莊子主動出麵，以“猜意鵷”譏之。公元前340年，宋 剔成自立為君，大約在此前後，莊子為漆園吏，時年二十八九歲。次年，楚威王遣使聘莊子為相，莊子卻之。三十一二歲時，又主動辭去漆園吏職。他曾遍遊宋國各地，以增廣社會見聞；大約在三十五六歲時（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見魏惠王，後又南遊楚地，東遊於魯，北遊於趙。四十四歲左右，在家鄉見到了邑人曹商，曹商歸自秦國，自我炫耀，莊子譏其“舐痔得車”。三年後，公元前322年，莊子曾有皖北之行，與惠子濠梁觀魚，以良好的心態，欣賞“魚之樂也”。莊子五十七八歲左右，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喪；大約又過了兩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歿於故鄉，莊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時段—
六十歲之後，莊子晚境蒼涼，獨身棲息故園，課徒著書以自遣。弟子數人，書中留下名姓的，隻有藺且一人。一次，為人送葬，過惠子之墓，慨然悲歎：“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期間，與弟子藺且等，先後遊於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說，莊子晚年嚐隱居於曹州的南華山。
“其學無所不窺”、“著書十餘萬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認為，“內七篇”為自撰，時間靠前；“外篇”、“雜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約在公元前286年，莊子以衰病辭世，享年八十三周歲。關於其生卒年，由於史籍失於記載，學界意見並不統一。至於月日，就更無從談起了。不過，據魯西南地區莊氏家族聚居地的民眾世代流傳，每年農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為莊子的生辰與忌日。在這兩個日子裏，魯、冀、豫等省的莊氏後裔，前往莊氏宗祠祭拜，時日已久，賡繼不絕，據說已經延續了七十多代。
二、莊子所處時代及其社會危機意識
按照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所由產生的來源要到社會存在中尋找的原理，研究莊子的思想、理論離不開對其所處時代的分析。莊子為什麼會形成避世態度？為什麼那麼厭惡政治，遠離官場，遠離權力階層，盡一切努力擺脫功名利祿的羈縻？莊子筆下幾乎沒有一個理想的政治人物，充滿暴君昏上的形象，諸如衛君、宋王、楚王、衛靈公、魯侯，以及夏朝亡國之君桀等。這從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可以找出答案。
莊子所處的戰國中後期，堪稱是中國社會典型的亂世，既有政治的動亂、社會的混亂，又有人心的紊亂、思想的淆亂；既誘發出人的欲望無限放縱、噴薄膨脹，又表現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於它是伴隨著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全麵的轉型與裂變，因而呈現出社會整體的動蕩不安、險象環生。說是“天崩地坼”，不為過也。
—戰亂飆風口。“戰國”二字，真是名副其實，二百四十八年中，竟發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規模的戰爭，長則幾年，短則數月。國家與國家、集團與集團之間，生存競爭日趨激烈。爭城奪地，殺人盈野，老弱轉乎溝壑，少壯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慘痛情景，時有發生。莊子所在的宋國，是個夾在幾個大國之間的小國，所謂“四戰之地”。由於地處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擁有當時初現繁榮的商業都市商丘、定陶，結果長期為周圍的列強所垂涎，不斷遭受到趙、魏、齊、楚等國的進攻；而宋君偃又是個道地的“戰爭狂人”，窮兵黷武，四出挑釁，東伐齊，南侵楚，西敗魏，滅滕、攻薛，最終為齊所滅。在莊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戰禍連綿，無時或止。
—暴君昏上圖。宋君偃是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開聲言：“寡人所說（悅）者勇有力也，不說（悅）為仁義者。”他驕縱無道，以皮袋盛血，懸掛起來，然後對它放箭，叫作“射天”，還鞭打土地，砍燒穀神、土神的牌位；辱罵勸諫的老臣，掊擊駝背人的背脊，砍斷清早過河人的腿骨，“所殺戮者眾矣”，“又多取婦人為淫樂，一夜禦數十女”。為此，眾諸侯都稱他為“桀宋”，並說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紂王的覆轍，“不可不誅”；最後，終於導致“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莊子生活在這個暴君肆虐的政治環境中將近半個世紀，耳濡目染，所獲得的都是最為真切的實際感受。
—生民水火境。莊子所在的宋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被處死的人骸骨堆積，戴鐐銬的人相推相擁，連綿不斷，遭刑戮的人隨處可見。個體生命處於無常狀態，危機四伏，命運慘酷，人心惶惶，簡直就是“遊於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處都是“機辟”（陷阱）、“網罟”，人生不過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一係列殘殺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再加上，水、火、蟲、風、疾疫等自然災害頻仍，內憂外患綿延不絕，生民處於“倒懸”狀態，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痛苦深淵。相對於整個社會都已陷入苦難的深淵，個人的困窮、災難以至於慘遭刑戮，已經無足輕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從昭示公理、伸張正義呢！
—精神“失樂園”。比起社會動亂，環境險惡，蒿目時艱來說，更使莊子精神極度痛苦的，是人心險惡、道德淪喪、世風日下，整個社會普遍存在著追逐財富與權力的精神沉淪。當代著名學者李澤厚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對此有所描述：“財富、享受、欲望在不斷積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剝削、掠奪、壓迫日益劇烈。‘無恥者富，多信者顯’，貪婪無恥，狡黠自私，陰險毒辣 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罪惡和苦難，怵目驚心，從未曾有。”人們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賜的同時，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負麵效應—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異己力量。就是說，伴隨著社會分化、職業分工、貨財積累、貧富懸殊，造成了人的等級分化，機心、機巧愈演愈烈，世風、人性每況愈下，生態危機日益加劇。麵對這種種“異化”現象，莊子慨然興歎：“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種種精神創傷與文明異化，使莊子倍感情懷抑鬱，沮喪悲觀，所謂“近死之心，莫使複陽也”。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對於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沒有比碰上一個惡象環生、複雜多變的時代更為幸運的了。時世愈艱危、愈動亂，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問題，就愈接近於根本，亦即表現為一種終極關懷。從其為精神世界提供思維動力與心理張力來說，正是時代塑造了曠世哲人莊子。
三、莊子的心靈世界與平民情結
莊子是一個大知識分子，思想絕對超前，而且學問精深，博聞廣見，大到宇宙、時空，遠至南冥、北冥，小至螻蟻、稊稗、浮塵、芥子，近及牛羊、雞犬、彩蝶、遊魚，他無不涉獵。在哲學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時空概念，為時空下了準確的定義。他能用生動的語言、形象的事例，來表達天道與人道的微言妙義；他許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議論，都蘊涵著深邃的哲理。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須仰視才可得見的大師級人物，特別是憑著思想和頭腦營構世界的大哲學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凜然不可侵犯，令人產生一種高不可攀的惶悚感與疏離感。可是，這種心理用到莊子身上，並不符合實際。莊子是平民，莊子就在人間，就在我們身旁。在我的讀書印象中，覺得如果給他畫像，不應忽略這樣三個特征：首先是那種寵辱不驚，心平氣靜，悠然自得，瀟灑從容的神情和氣度；其次，要把他那饒有風趣、好開玩笑、滑稽幽默、富於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現出來；最後，形貌上看去，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屬於那類鑽到人群裏很難辨識出來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處，是身形瘦削，“槁項黃馘”—幹癟、細長的脖子，托著一個麵色枯黃、前額笨重的腦袋。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鵠的所支配的儒家學派的讀書人，明確提出要“上致君，下澤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莊子則異於是。他完全脫離統治階級的利益，明確提出，“不為有國者所羈”，和那些“治人者”嚴格劃分界限；他的思想傾向、所持立場，許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邊。可能是由於他身居草野，遠離上流社會，長期同底層民眾在一起，因而始終存有濃重的平民情結。他不僅同那些貧賤的農民、勤勞的手工業者有著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於百工居肆，有時本人還從事一些手工業方麵的體力勞動。這樣，作為其中的一員，他就有機會、並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漁民、屠戶、木匠、馭手和編織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剝削、受壓迫的社會底層民眾，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隱者，拉近了距離，進而建立良好的關係。
他遊蹤不定，一會兒進到屠戶棚中，嘮起宰牛的閑嗑兒；一會兒，又蹲在河邊上，擎起魚竿，屏息注視釣絲的擺動；一會兒，同那些畸人隱者道出一段尖刻無比的寓言，充當一個世路人生的解剖師；一會兒，又漫步在黃沙古道上，負手低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成為一個道地的詩人。他還樂於同那些殘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聽他們訴說慘淡的人生、曲折的經曆。他很善於講故事，是一個想象力超群、表情豐富、善於模擬的故事大王。舉凡飛禽、走獸、遊魚、草蛇、蝴蝶、鳴蟬、蚊蟲、螞蟻，到了他的口中、筆下，都活靈活現，生動傳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
《莊子》是一部哲學著作，可是我們展讀開來，就會發現，裏麵隨處可見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異、各有所長、活靈活現的人物，大別之，有六種類型：
第一類是各種殘疾人。散見於《莊子》內七篇的，有生下來就隻有一隻腳的右師，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駘、申徒嘉，有被砍斷腳趾、隻能用腳後跟走路的叔山無趾，有肢體變型、形態扭曲的哀駘它，有曲足、傴背、無唇的闉跂支離無脤，有頸間瘤大如盆的甕 大癭；還有形態極為怪異的醜陋者，像臉部隱藏在肚臍下、肩膀高過頭頂、頸後的發髻朝天、五髒的血管向上、兩條大腿和胸旁肋骨相並的支離疏，有腰彎背駝、麵頰隱於臍間的子輿等。這些人大都具備優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這些人，一個共同特點，是身體殘疾、形貌醜陋，卻都是“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就是說，他們都具備上好的品格、素質，有出色的道德修養；因而博得莊子的情有獨鍾，在提到他們時，總是神凝氣聚，筆端常帶感情。這些殘疾人大多數都是莊子哲學思想的形象鮮活的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