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是各類體力勞動者。木瓦匠、粉刷匠、樂器匠，斫輪工、鑄工、鍛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園的、種田的、捕魚的、捉蟬的、駕車的、製陶的、賣漿的、養鬥雞的、喂猴子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從宮廷到民間，從閭巷到村落，從戶內到野外，從農業到百工。行業之全，工種之多，幾乎涵蓋了社會、民生的各個方麵。
第三類是“神乎技矣”，“用誌不分，乃凝於神”的“專家型”人才，以及具有高超技藝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師傅，諸如庖丁、輪扁、梓慶、伯樂、紀渻子、真畫者、任公子、佝僂老人、呂梁丈夫等；還有大量的各有所長的百工技人。
第四類是摒棄有為而歸於無為，從而成為一介布衣的隱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漢陰灌園叟、徐無鬼、老萊子、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北人無擇等等。他們多是知識者，在莊子筆下，往往是作為“道”的一種存在形態出現的。
第五類是狂者、社會越軌者，如楚狂接輿、盜蹠等。
第六類，行為獨特、乖異人倫、不同流俗的所謂“畸人”。
莊子表麵上是冷對世情，清淨無為，但在內心深處卻充滿著對現實世態的悲憤和熱望，他是一個對現實有著強烈愛恨的人。宋代的朱熹和清代的胡文英都說，莊子心腸最熱而眼睛最冷。心熱，故感慨萬端；眼冷，故能脫略世情。明知無用，他還是要講要說，終竟不能忘情；但他隻在一般觀看，並不實際著手。
莊子的心靈世界極度複雜。他是相當孤獨的，但凡先知和有大智慧者都是孤獨的。因為他們的神理過於高妙，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莊子的內心裏，確是丘壑密布，塊壘重重；可是，他善於化解。三十三篇都是他及其弟子對自身命運有了一番透徹的解悟之後的產物。
四、莊子的哲學思想
莊子作為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他的哲學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概括地說有三點。
第一，莊子的哲學是間世的哲學，或者說遊世的哲學。身處亂世的莊子清醒地認識到，戰國時期一些有誌之士，為了力矯時弊，實現其自身價值，紛紛著書立說，遊說諸侯，但這些學說絕大多數是人與人爭鬥基礎上的產物，是為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說，這些以政治理想的實現為目的的學說，非但不能救世，使之契合於清靜無為的天道，反倒會使人世愈加紛亂不堪。因此，莊子“立於天而間於世”。這種“間世之道”更多地帶有批判性。他既非入世，也不完全出世，即脫離現實、隔絕世界，而是要在現實生活中保持超脫的境界。
第二，莊子哲學是心靈哲學，是一種性情哲學。這種哲學基本上不是社會政治哲學，不同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聞一多說，“他（莊子）的著書，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我們在用哲學的眼光考量莊子的時候，莊子同時展示著另一種精神氣質—詩性的風采。逍遙遊的塵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國，不是西方淨土，而是自己的心靈世界，所以逍遙遊也叫作“遊心”。這種精神追求有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說的“高峰經驗”，是個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莊子的哲學是主體美學和心靈美學。這麼說的根據：一是，莊子所開辟的是自如放達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藝術境界，這就是他贏得後世知識分子追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超越於先秦諸子的地方。二是，莊子的思維方式具有非概念、非邏輯性的審美的特征。《莊子》作為哲學，很少運用邏輯論證、推理的形式來闡發固定的結論；而是采取形象的類比、寓意的直觀思維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體的直觀領悟中去把握真理。三是，莊子的審美精神主要借助於詩意思維、神話意識和寓言方法等要素得以體現，也由於這些結構，使之完成文本的創造活動。
莊子哲學，或者說莊子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聞一多說：“莊子窮困了一生，也寂寞了一生，他不肯仕進，並挖苦權貴，他的言行裏映射著他的瀟灑與放達；然而，最終取代他畢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輝煌。”曆朝曆代，大凡文人無不熟悉老莊、言說老莊。老莊的隱逸型的人格與儒家的君子理想，共同構建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化心理。特別是莊子的獨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超然物外、瀟灑出塵的豐標，都積澱在中華民族的性格中，為後世文人所追逐與景仰。莊子深刻地意識到個體在現實生存中的有限性、受製性，從而將思考的重心移到了人的精神領域，將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與飛躍當作人生價值追求的至上目標。這填補了先秦思想的空白，並為後世文人營造了一塊排除社會幹擾、心靈自由放任的精神土壤，提供了一種抵抗人生逆境和苦悶的精神力量。它可以陶冶、培育、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懷得失，擺脫利害考量，超越現實種種庸俗的計較，特別是為心靈創傷、命運挫折、生活苦難提供某種撫慰。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慘重失敗或人生不幸之後，一般並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動毀滅自己，而是保全生命、堅持操守、遁跡山林，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為此，知識分子大都喜歡莊子。欣賞他、仰慕他的人，自是喜歡談論他；就連恨怨他的人（比如宗儒者）也都願意接近他、研討他。儒家的“內閣總理大臣”朱熹（馮友蘭語）明明知道莊子專門掘他的“祖墳”，卻偏偏對他愛賞不置。
根據我自身學習《莊子》的體會，要領會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讀經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還必須輔之以情感的投入，借助生命體驗，做到情感相通，體驗契合。正如陳鼓應先生所說，“也許一個人的生活體驗愈多，愈欣賞莊子思想視野的寬廣、精神空間的開闊及其對人生的審美意境；一個人社會閱曆愈深，愈能領會莊子的‘逍遙遊’實乃‘寄覺痛於悠閑’，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層，則未始不潛藏著濃厚的憤激之情”，“他那開闊的心胸和審美的心境，是我們的這個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視野最能和全球化視域相對應，而他所倡導的自由精神和齊物思想，則最具現代性的意義”。
當代學者林春紅指出，莊子哲學是莊子對自身命運作了一番透徹體悟之後的產物，後世之人多能羨慕並向往莊子所擬構的逍遙遊之境，但真正能夠理解莊子的隻能是同樣經曆過命運的自我感悟與自我超越的人。隻有感受了人間苦痛，產生了人生困惑的人，才能明白莊子在譏笑功名利祿、樂道逍遙之後，何以總在文章結尾散發出一絲不易感知的惆悵與哀傷之味。而這才是莊子深層心理的真正呈現，是一個活脫脫的莊子式的人生感歎。
莊子最先扮演起我國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為與正統儒家文化雙峰對峙、相得益彰的另一個傳統。這一傳統之所以形成並受到後世的認同，是因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後，一種新的生命狀態即自由自適的境界，得以展現在人類麵前，追求個體生命自由也就成為莊子哲學的一個核心的內容。如果說孔子具有十分執著的人生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一種無窮的理性力量感染著後人的話；那麼，莊子則是憑著他超脫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詩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五、莊子的人生智慧
莊子具有人生的大智慧。三十三篇中，隨處都閃現著智者的光芒。
莊子在《齊物論》中談到最高的智慧：“古之人，其知（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疆界）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當代學者傅佩榮認為，莊子達到了智慧的頂點。這裏有三個層次：一是超越誰是誰非的爭論，因為人世間的是非總是有相對的成分，而每個人也難免有其主觀的想法。二是超越萬物之間的區分，“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秋水》）。三是超越對萬物存在的肯定，如能覺悟“未始有物”，也就根本不曾有萬物存在。—“本來無一物，何得染塵埃”。這第三步，應該是最高智慧。
具體說到莊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體現於以生命為貴，以名位為輕，“完身養生”上。他在《讓王》篇中，用“隋珠彈雀”（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的比喻，譏諷“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論證“重生輕物”的道理。《列子 楊朱》篇載錄一段楊朱與孟氏的對話：問：人為什麼要功名？答：以名者為富。問：既富之後，為什麼不停止？答：為貴。問：既貴之後，為什麼還不停止？答：為死。問：人死之後，又為什麼？答：為子孫。集中描繪了人們貪得無厭，“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財）”，以功名利祿為幸福追求的心態。這種“重生輕物”，在先秦諸子中，體現一種人生觀、價值觀的轉換，體現了人類自身生命價值的認知和主體意識的覺醒。
莊子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是他的“散木情結”。他在《人間世》篇講過一個故事：木匠師傅走到一座山腳下，見到了一株大樹，枝繁葉茂，幹粗百尺，高指雲霄，樹冠寬如巨傘，能遮蔽十幾畝地。觀賞的人很多，可是木匠師傅卻不屑一顧。他的徒弟忍不住發問，木匠師傅說：“此樹大而無用，用來做舟船，則沉於水；用來做棺材，則很快腐爛；用來做器具，則容易毀壞；用來做門窗，則脂液不幹；用來做柱子，則易受蟲蝕，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壽。”
莊子還曾借南伯子綦之口，說：“此樹因不材而得以終其天年，豈不是無用之用。樹無用，不求有為而免遭斤斧；白額之牛，亢曼之豬，痔瘡之人，巫師認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會把它們投進河裏；殘廢之人，征兵不會征到他，故能終其天年。”莊子總結性地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也。”
一次，莊子與弟子遊山，晚宿於故友之家。主人很高興，命兒子殺雁款待。兒子問：“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問殺哪隻？”主人道：“當然殺不能鳴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弟子便忍不住問道：“老師，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殺。弟子真糊塗了，請問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道：“處於材與不材之間。”
這裏也涉及到了有用與無用的問題。一天，莊子的老朋友惠子和他說，魏王給我一個大葫蘆種子，我種下之後收獲一個大葫蘆，大到什麼程度呢？容積可達六百多斤（五石），用它來盛水，“其堅不能自舉”，用它做瓢吧，“瓠落無所容”，太大了，“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一下就聽明白了，是轉彎抹角罵他的理論無用呢！於是說，“我給你講個故事吧。宋國有一戶人家，世世代代給人家漂洗絲絮以維持生計，由於手總泡在水裏容易皸裂，所以這家人就研究一種藥，往手上一塗，管保頂用，這就是專利。這事後來被一個精明人聽說了，就找到這家，想給一百金買下這個配方。這家人想：我們一家人幹這麼多年，也隻不過才攢了幾金，這一百金得夠咱們幹多少輩子！結果就賣了。那個精明人買完這秘方之後，就跑到吳國國君那裏去了，他和國君說，咱們現在不是和越國總有摩擦嗎，我有一個絕招兒，咱們要打就在冬天打，因為冬天手一凍，就容易皸裂，他們越國人肯定沒有辦法，但是我有一個秘方，隻要塗上它，士兵的手就不再皸裂，肯定能夠取得勝利。吳王一聽，就接受了。後來到了冬天，吳越兩國果然發生了戰亂，吳國用上了這個配方，結果真就取得了勝利。吳王高興，對他列地而封。那咱們下麵對比一下就知道了，一個是把這個秘方用於世世代代幹粗活，另外一個卻能夠列地受封，這不就是一個會用大、一個不會嗎。你呢，就是不會用大—你有這麼大的葫蘆，為啥不考慮做個腰舟而浮於江湖呢？”
論者認為，莊子提出的“介於有用無用之間”，可以理解為類似儒家的“中庸”思想。因為太“有用”的，可能會遭致嫉恨，所謂“巧者勞而智者憂”，為才所累陷入困境；而過分“無用”的，又將遭人鄙視乃至欺淩。唯有不溫不火，既不淩人，也不為人所淩，才是相對平和的狀態。不過，這種“中庸”其實並不容易把持。因為要去判斷怎樣算過分，也是很麻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會弄巧成拙。所以莊子提出了第二種態度，那就是，完全拋卻所謂的榮辱觀，既不去刻意地追求有用，也不去刻意地顯示無用。一切無大欲，無大求，本著自己心中的自由道德，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態度待人。
鑒於人間種種紛爭，尋根究底，全在於求名用智，莊子反複強調韜光養晦、藏鋒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張退隱、藏鋒、遁跡、避世：“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誌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嚐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則陽》）與此相對應，莊子在《徐無鬼》篇講個“驕猴中箭”的故事：吳王泛舟於長江，登上獼猴山。群猴看到他，驚慌地逃走，逃到荊棘深叢中。有一隻猴子，來回跳躍，向吳王顯示它的技巧，吳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箭。吳王就召集左右射手一齊來射它，最後獼猴遂被射死。吳王對他的朋友顏不疑說，這隻猴子自誇它的靈巧，自恃它的敏捷來挑戰我，最後命喪箭下，可要引以為戒呀！顏不疑平素驕縱自恃，從此改變了驕狂之態。其所以驕狂自恃，就在於“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劄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大意是，德的失真是由於求名聲，智的外露是在於爭辯是非。名是人們相互傾軋的原因，智是人們相互鬥爭的工具。這兩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將它們推行於世。所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養生主》）。
莊子提倡即便才德出眾，也要形同無知，大智若愚，像是無知的嬰兒一樣，“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做到“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光矣而耀，信矣而不期”（《刻意》）。這樣就符合“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了。天地覆載萬物，生養群倫，從來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要像大海那樣，“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要像聖人那樣，“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徐無鬼》）。
莊子強調知足知止。“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齊物論》）一個人的追求應該是有限度的，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要緊抓不放。一旦讓名利迷住了心竅，那麼就會弄巧成拙，讓本來美好的追求化為泡影。名利都是韁鎖，必須適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