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與莊子
——在白雲書院的講演
（2014年7月19日）
一
說來，結緣莊子已經六十多年了。記得在我就讀私塾的第七個年頭，“四書”、《詩經》、《左傳》、《史記》都讀過了，塾師確定：從是日起，誦讀《莊子》。
那是一部掃葉山房民國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親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親時，在邯鄲書局買到的。關於我的父親，這裏多說幾句，因為他老人家的習性、誌趣，以至對莊子的愛好，對於青少年時代的我，都曾產生過直接的影響。父親少年時也讀過私塾，他特別喜歡八旗子弟書。聽母親講，父親年輕時，熱心、好勝，愛打抱不平、管閑事；勇於為人排難解紛。後來，年華老大，幾個親人相繼棄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變而為心境蒼涼，情懷頹靡，頗有看破紅塵之感。他到醫巫閭山去進香，總願意同那裏的和尚、道士傾談，平素也喜歡看一些佛禪、莊老的書。由關注外間世務變為注重內省，由熱心人事轉向寄情書卷，尋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所讀詩書多是蒼涼、失意之作。大約在我五六歲時，就聽他唱過《扇墳》的子弟書段，裏麵講莊子閑行，遇見一個女子，為了早日改嫁，為死去的丈夫扇墳，“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限來時各去投”。原來是“觀音變相來指點”，“教訓莊子認根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莊子的名字。
我家祖籍河北省大名府。父親每次回老家，路過邯鄲，都要到黃粱夢村的呂翁祠去轉一轉。相傳唐朝時期，科舉中落第的盧生，情懷抑鬱地來到呂翁祠，正在煮黃米飯的道士，勸說幾句，不見效果，便遞給他一個枕頭，讓他躺下休息。結果，四十年榮華富貴，享用無窮。到頭來不過是黃粱一夢，待到醒來，道士煮的黃米飯還沒熟呢！康熙年間，有個書生名叫陳潢，有才無運，半生潦倒，這天也來到呂翁祠，帶著滿腔牢騷，半開玩笑地寫了一首七絕：
四十年來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
我今落拓邯鄲道，要向仙人借枕頭。
我父親針對陳潢的這首詩，作了唱和：
不羨王公不羨侯，耕田鑿井自風流。
昂頭信步邯鄲道，恥向仙人借枕頭。
應該說，這完全是莊子的思想。
下麵接著說我父親買回的這部《莊子》。上麵有晉代玄學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陸德明的音義解說。不過，老師並沒有參照著講。即便是《莊子》正文，講解得也並不細致，隻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領讀一遍，提示僻字、難字讀音，然後就要我們反複誦讀，直到熟讀成誦了，再進入下一章節。“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這是他所一貫強調的。
要說真正把玩《莊子》的奇文勝義，體驗到一些靈識妙悟，那是二三十歲以後的事。有一次，在南開大學做過一場演講之後，接受學報記者采訪，曾被問到：“童年時，你由讀‘四書’到讀《莊子》，從腦袋裏塞滿仁義、忠恕的儒家信條，一變而為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不是有一種豪情四溢、生命清新的感覺？”我如實地回答：“應該是這樣。但當時並沒有如此對比鮮明的感覺，因為‘食而不知其味’，還沒有達到解悟的程度。”
當然，要是說一點兒也不受影響，也並不現實。何況，還有我父親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記得我在中學讀書，那年十六周歲，我已經當上了全校學生會副主席，卻還不是共青團員，綽號“小郭沫若”（郭是1958年才重新入黨的）。學校團委書記王碧老師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寫入團申請書，我如實地說：“我父親囑咐我，就是好好念書，什麼組織也不要加入。”這樣，就直到高中畢業前夕，才加入了共青團。不過，最明顯的影響還是在“文革”十年。
1966年5月“文革”開始，先是批判“三家村”，新聞單位首當其衝。本來，我已被調入營口市委機關，但運動開始後，原單位營口日報社的造反派貼出大字報，要求所有調出的編輯、記者，一律回去參加揭發、批判“三家村營口分店”的反黨罪行。這天，報社造反派聯合高中學生把總編輯作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鬥，緊接著，我們這幾個所謂黑筆杆子（俗稱“四大金剛”），作為黑爪牙，也被點名批判。後來，鬥爭重點轉移到“走資派”了，我們這些“反動文人”，才被當作“死狗”擱置在一旁。但因為受到過批判，有“汙點”，機關哪個群眾組織也不肯吸收為成員，便隻好站在一邊，過著逍遙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對於兩派爭鬥沒有興趣，現在倒樂得這個相對自由自在的狀態。
轉眼間，兩年過去了。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會政工組長找我談話，說是全市隻剩營口日報社沒有建立革委會了，國慶節前必須實現全市“一片紅”。經過軍隊、地方領導反複醞釀，最後確定由我做報社革委會主任。由於絲毫沒有準備，我一聽，腦袋就大了。緊跟著問：“你是不是開玩笑？我怎麼能擔這個重任？”政工組長嚴肅地說：“怎麼能開玩笑！”接著神秘地說：“這是由韓政委親自點將啊！政委說你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在北京兩派談判時，我也在場，政委就是這麼說的。”他說的是一位軍隊的首長，當時任營口市革委會主任。
原來如此！這年年初，中央號召各派大聯合，分批召集各地群眾組織頭頭進京談判。記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說是韓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別突然，也十分緊張，不知出了什麼事—我一介書生，區區一個小科長，找我幹什麼？坐了一夜火車，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賓館。韓政委對我說：
周總理親自部署和主持這項工作，要求全國各地群眾組織，務必在1月28日前實現大聯合。可是，市裏兩派頭頭各執一詞，爭持不下，聯合協議簽訂不了。現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兩派組織又都能接受的聯合協議。明天是最後期限，淩晨五點前必須達成協議。中央的口徑是：一、兩派都是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二、兩派都犯有錯誤，不能“唯我獨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團結一致向前看。
最後，他說：“你沒有介入兩派的紛爭，立場中立，沒有成見，比軍隊同誌還要超脫一些；而且，文學修養、表達能力都是拔尖的。這樣，由你起草協議，他們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務後，我就被圈進一個房間，房門倒鎖，整整突擊了四個小時，最後送交首長審定。認為措詞嚴謹，沒有偏頗，一碗水端平了；特別是強調顧全大局，情辭懇切，很有感召力、說服力。這樣，在兩派頭頭會談中，韓政委主持，由我宣讀協議書，都沒有提出異議，算是正式通過。
因為記著這件事情，這次準備對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卻“不識抬舉”，一迭連聲地說：“不行，不行，絕對不行。我可擔負不了這個重擔。”我對報社深知深解，那裏是人才薈萃的地方，也是龍潭虎穴。這兩天，我正在看《莊子 列禦寇》篇：在驪龍頷下取珠，“使驪龍而寤”、“子為齏粉夫”！“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由於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後沒辦法，軍裏派了一位秘書科長，擔任了報社革委會主任。他一到任，就趕上“清理階級隊伍”，導致一人自殺、兩人批鬥致殘。粉碎“四人幫”後，這位科長調回部隊；剩下兩個地方副主任，都不怎麼管事，但也受了處分。我如果當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極應付，因為有責任在身，也得被劃為“三種人”，開除黨籍、公職。報社一位同仁，後來見麵，他對我說：“許多人和你一樣，也讀過《莊子》，可是到時候就不起作用了。古人說：‘公所讀書人亦讀，不如公處隻聰明。’你的聰明勁，令人佩服。”我說：“未必如此。關鍵在於我一向淡泊名利，這樣，莊子的話才一拍即合。”
我的文學寫作始於1958年，這一年曾在《遼寧日報》副刊上發過短篇小說，進入60年代之後，在《營口日報》編副刊，寫了一係列散文、雜文、隨筆，可說是已經進入創作的“熱潮”。但是，“文革”十年，我竟然沒發表過一篇作品。一是接受了消極教訓，害怕觸犯“文網”；二是對那種“幫派文章”不感興趣，不想往裏摻和；三是個性使然，不想趨時，淡泊名利。莊子在這方麵，有很多論述：“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開葉落說不清多少次了，敬愛的塾師已然骨朽形銷；而“口誦心惟”的綠鬢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滄桑閱盡，但見白發三千；隻有那部《莊子》，依然高踞案頭，靜靜地像一件古玩，意態悠閑地朝夕同我對視。它是我的枕邊書之一，像明人屠本畯所說的：“我於書，饑以為食，渴以為飲，欠伸以當枕席，愁寂以當鼓吹”。至於莊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裏，不時地走進我的魂夢之中；他的思想、修為，對我的人生道路抉擇、價值取向，確曾產生過深遠影響。
在我的身上，就傳統文化的影響來說，儒、道兩種思想，相反相成，相資為用，演繹著一種力的糾結、力的平衡。我從小接受係統的國學教育，讀的大都是儒家典籍，樹立了人生“三不朽”的抱負，也寫過“未能被國幹城選，有愧人間一丈夫”的詩；可是，待到走入社會，麵對的是複雜多故的現實，先是“反右”，接下來是整風、“拔白旗”、廬山會議、批“小說反黨”、批《海瑞罷官》，直到“文化大革命”，這又使我望而生畏；加之，童年時受父親的影響，開始向莊子的思想靠攏。《莊子》號稱“亂世之文”，曆代一些讀書士子在失意受挫時，都是結緣莊子的。
如同整個傳統文化和國學是精華雜著糟粕、瑕瑜互現的，《莊子》一書也不例外。畢竟是兩千三百年前的產物，必然有其曆史與時代的局限性。我在接受它的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受到了它的消極方麵的浸染，這在幾十年的生命曆程、工作實踐中都有所反映。有時候，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熱衷，不免走向消極。幸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的指導，增強了原則性、是非觀與積極進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克服、消解那種消極避世、崇尚無為、不譴是非的負麵作用。隻是在遭逢亂世、苦難（包括病苦）之際，發揮它的自我保護、活結化瘀、保持心態平衡的積極效應。
二
莊子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擺脫各種羈絆，浮雲富貴，秕糠功名，表現為高度自覺、充滿理性的逍遙。有這個思想墊底，他才能主動地選擇運用減法。所謂做減法，也就是佛禪所說的“舍得”和“放下”，舍棄多餘之物，舍才能得；凡事看得開，不計較。“放下”不是放棄、任何東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選擇，卸掉背上沉重的負擔。“放下”，既是一種解脫的心態，豁達的修為，更是一種人生智慧。莊子的哲學思想，為“舍得”和“放下”提供一種開闊、多元、超拔的認知視角。
莊子強調人生的有限性。人從本質上講，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間、時間的拘縛和種種社會環境、傳統觀念的約束。莊子說：“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沒有理由無限度地期求，無限度地追逐，無限度地攀比。這是在現實生活中多做減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貪婪、驕縱、恨怨、攀比等心靈上的毒瘤，給心靈減去種種愁煩、般般痛苦的理論依據。
在莊子看來，事物的性質都是相對的，一定條件下的失去，從另一麵來看卻是獲得；一件東西的生成，對另一件東西來說是毀損。“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在“道”的世界裏，事物是齊一的，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而且，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與流轉之中；人生的種種際遇，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視角不同，衡量標準有異，情況、狀態就會隨之而發生變化。看開了這個道理，自然會化解許許多多胸中積悶、眼底波瀾，使自己的心態平和下來。這樣，也就能以超越的眼光、豁達的心胸、高遠的境界來觀察和處理客觀事物；也就能從平衡心態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認識上的絕對化。也正是為此吧，所以，明代詩人祝允明有“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