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也就能做到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於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從內在上講，主動節製、拒絕。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極端，不會事事、處處與人攀比。一個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為了生存；大部分來源於攀比。知止，可以抑製貪求，抑製過高過強的物質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一個人的追求應該是有限度的，必須適可而止；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能貪得無厭、緊追不舍。否則，讓名韁利鎖盤踞在心頭，遮蔽了雙眼，就會陷入迷途，導致身敗名裂的悲慘下場。
也隻有這樣，才能堅守做人的基本準則，不失自我本色。莊子特別強調本分、本色，強調“順人而不失己”；要人們警惕名累、勢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特別要擺脫名韁利鎖的誘惑與折磨，看清世事，厭棄浮華，變得清醒一些、聰明一些，從而自覺地少往身上套掛枷鎖。
在新的曆史時期走上領導崗位之後，我能夠時時保持低調，保持本色。我在營口做主要領導時，能夠嚴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後，也還是住在普通民宅兩個房間裏；孩子上學，家長登記都是她的母親。我同孩子講，這樣對你有好處，你成績優秀了，也不會有人說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5月12日，省裏調我去文化廳任廳長，我表示擔不起這個重任，推拖到最後，另選了別人。1988年，又調我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我從三月拖到五月，遲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領導，批評我“自視清高”、“羞與同輩為伍”。我說：“我在營口待慣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再者說，已經年過半百，也就是十年八年就退崗了，在哪兒幹還不一樣！”最後中央下令了，隻好到任。女兒高興地拍手說：“這回我們家可是出人頭地了。”我說：“這話講不得。萬一出了問題，想保持過去的現狀，也沒有可能了，還談什麼‘出人頭地’！”
在我看來，職位高低、權勢大小，無足輕重，我沒有那麼多的欲望；並且，對一些人權欲熏心，不理解，更看不慣。我曾借助貪得無厭的秦始皇和為著立德立功弄得心力交瘁的曾國藩這兩個典型，寫了《欲望的神話》和《用破一生心》。1991年在中央黨校學習時，中央考核組組長鈕茂生同誌找我談話，說，“按你的德才、能力、水平，也該提為副書記了，可是省裏沒有位置；正好吉林還有個副書記名額，組織上考慮調你過去。”我笑說：“組織上看到我了，十分感激；不過，對我來說，也無所謂。到吉林去，也不過幹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書記也好，都得過渡到政協、人大，最後一樣當退休老頭—將軍和士兵，在澡堂子裏，沒有什麼差別！”後來，這句話傳到外麵，一時成了口頭語。又過了三年，1994年盛夏，中宣部長丁關根同誌找我到北戴河，說是要調我到中國作協任黨組書記，我也婉言謝絕了。有人埋怨說：“你真傻，那是正部級呀！”
我主張，當一把手應該高屋建瓴，看得更遠一些，立足點更高一些。這就要盡量超脫，絕不能整天陷在具體事務中去。我是不管具體事的。每個星期都要留出兩天，不處理工作，專門用於思考全局性問題。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場合，都不願意誇誇其談。領導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謂“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潔，是否公道正派；所謂“真理力量”，主要是指遠見卓識，決策正確。有人喜歡通過演講，懾服聽眾，樹立權威，其實，往往是說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語堂說，演講，尤其是對群眾的演講，必須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樣，愈短愈好；千萬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腳布那樣又臭又長。我認為，領導講話也是如此。從一定意義來說，我是認同“無為而治”、“為而不有”的。
在宣傳部，我主要抓兩條，一是配備好所屬各廳、局、辦、室的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隨時注意發現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頭，及時加以處理。總之，一把手應該幹一把手的活兒，不能幹副職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屬。如果一個時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無數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幹了自己不該幹的。有人評論我，工作舉重若輕，“四兩撥千斤”。如果確是這樣，那就是得力於此。在任期間，我的兩個常務副部長都是很優秀的。一個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崗位上去鍛煉；我便從市裏選一個副書記，一上來我就予以足夠的信任，充分發揮他的才智，盡量創造條件讓他出頭露麵，使上下了解他、承認他，而我則退避在後，以便讓他從我的影子後麵走出來。對其他副部長，我也放手讓他們去幹，從不說東道西、指手畫腳、埋怨指責，使他們有足夠的自主權，覺得有用武之地，而無後顧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麵前，走出一步就回頭看看，顧慮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確定一條原則，每個副部長都可以直接對著主管書記，直接彙報工作、請示問題，不必經過我這個部長。凡書記部署的材料，出來後我負責把關，但都由有關副部長直接上交，書記表揚了由他直接受領；如果不滿意、受指責，我要承擔責任，因為經我把關了。這幾個副部長都是才華畢具的，這樣，整個班子就非常和諧，充滿了活力。作為一把手，要做到這樣，我覺得必須具備高尚的品質和大將風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別人上來，不怕別人邀寵居功，不怕別人超過自己、代替自己。
召開全省宣傳部長會議，都由常務副部長主持，結束時，我都有一個即席講話，揀最要緊的事講上幾點，這樣，人們印象深刻，經久不忘。1992年3月，我有個即席講話，中心是說：
宣傳工作項目多，任務重，應該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聞和文藝工作性質不同，功能也不一樣。新聞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直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特別是我們的傳媒，和國外的不一樣，長期以來，一向被各級幹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紅頭文件”，絕不能產生誤導，因此，必須下力量抓好，把好關，不許出任何紕漏。而文學藝術，盡管也具備教化的功能，擔負著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任務，但它不像新聞那樣敏感，那樣權威，那樣直接發揮指導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們的思想行為。比如，電影《紅高粱》裏麵有往酒裏撒尿的場麵，表現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會有誰去效法它。所以，我們不必像管理新聞那樣去管理文藝。總的大政方針，中央已經明確了，我們主管部門要做的，一是認真貫徹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二是給作家藝術家創造良好的環境和必要的條件，做好服務工作。作家、藝術家是從事個體勞動的，他們要求有個相對寬鬆的環境，詳和、安靜的氛圍，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們要信任他們，尊重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尊重藝術創作規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咕”他。像過去那樣，一天到晚學習、表態，催耕催種，耳提麵命，肯定是出不了偉大作品的。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我覺得對作家、藝術家也是適用的。
講話後，反響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藝術家在省政協會上說，我們的宣傳部長公開宣揚“無為而治”，主張文藝放任自流；宣揚文藝功能特殊，作家藝術家特殊，反對文藝配合政治任務、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給我戴上兩頂“政治大帽子”。省政協主席聽到後，出於對我的關心，勸我直接找他談一談，當麵解釋、說明一下。我沒有找他談心，一是因為我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二是，莊子認為，“辯無勝”，雙方各執己見，是辯不清楚的。
1993年7月底，我在身體檢查時發現，患了早期肺癌，在金秋醫院院做了切除手術。當時轟動很大，省直機關和各個市的領導，都打招呼要來看望。我感到太麻煩，也不利於休息，經請示書記，確定一律謝絕。設了兩道崗，司機“唱黑臉”，在一樓擋駕；秘書在五樓住院部，阻攔個別上來的領導。兩處各設一桌一椅，放上留言的紙筆。最後，留言信函達半尺多厚。沒有收一分錢的禮物，隻有兩個例外。一個是老部長劉異雲同誌，他釣了一條三斤重的鯉魚，送過來為我加強營養；一個是沈陽市委食堂送過來一罐甲魚湯，破例收下，其餘一概謝絕。有人說，如果放開的話，光是名正言順的慰問金，就相當可觀了。我說：“如果那樣，我可就醜相畢露，不可觀了。”
由於接受了莊子的生死觀，能夠以豁達的胸襟、樂觀的態度，看待生老病死，取得了理想的治療效果。長夜無眠，小護士喜歡詩，要我講些和詩有關的故事，以驅除睡魔，消解煩悶。
我就說，二十年前，我在營口市工作，外地一個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發炎，住進了醫院。我把剛剛收到的吐魯番產的葡萄幹給他送了過去，並附了一首小詩：“日曬風吹曆苦辛，清新濃縮見甘醇。區區薄禮無多重，入口常懷粒粒心。”然後，我就下鄉了。一個星期之後回到辦公室，發現案頭放著一封掛號信，拆開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來的，裏麵裝著一個小紙包和一張信紙。說到這裏，我賣了個“關子”，住口了，自顧自在一旁悠閑地喝著開水。
小護士忙問：“紙裏包著什麼？”我說，你猜猜看。她歪著小腦袋想了想，其時正處於70年代初“文革”期間，於是，她就猜測肯定是糧票、飯票、布票之類的東西。全都錯了。我告訴她，那裏包的是七個蚊子和八個臭蟲。信紙上寫了一段話：
小病幸已痊愈。佳詩美味，受用已足，無以為報，獻上近日在病房中俘獲的戰利品，並戲題俚詩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鬥室大鏖兵，坦克飛機夾餡攻。
苦戰苦熬一整夜，雖然流血未犧牲。
說到這裏，連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護士更是笑得前仰後合，睡意全無。
一天，護士長帶隊前來查房，量完血壓、脈搏之後，她們央求我講個有趣的故事。我就說，宋朝有個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歡抬杠。這天，大文豪蘇東坡拿過一方硯台請他過目，說是花了很多銀子買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問這個硯台有什麼特異之處，蘇東坡說，嗬上一口氣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說：“這有什麼出奇的？你就是嗬出一擔水來，又能值幾文錢！怕是你一連嗬上五十年，也掙不回來本錢。”蘇東坡被噎得隻有苦笑的份兒，心說：這個“拗相公”，真是拿他沒辦法。
接著我又講，就是這個蘇東坡，每到一處總喜歡作詩，像我喜歡看書一樣，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可是，他竟忘記了身旁經常有人往上打“小報告”。結果，遭來了種種麻煩，惹下了無窮的後患，弄得顛沛流離，四處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與可苦苦勸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但他還是吟了。結果，七年後被人抓了辮子，說他那首詠檜柏的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是詛咒皇帝的。幸虧皇帝寬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後貶到了黃州。後來幾經輾轉，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時間，他感到很舒適，人也胖了，臉也泛出紅光，便情不自禁地寫詩抒懷，其中有兩句：“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誰知又被人打了“小報告”，說他在這裏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為荒遠的海南島。
聽到這裏，小護士們齊聲說，那些打“小報告”的人真可恨。我說，是呀！古往今來，這種人名聲都不好，咱們可要以此為戒呀，以後我再看書，你們可不要向護士長“告密”了。大家嘩的一聲笑了起來，說：“我們上當了，原來，你是繞著彎子來表示抗議。”
一晃兒，二十年過去了。我還經常到金秋醫院去檢查身體。他們說，當年你留給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得開、放得下，積極、樂觀。這是你戰勝病魔、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我說，在這方麵，頗得益於《莊子》。
上麵，結合幾十年的實際，談了莊子對我的影響。這裏想附帶解釋兩句：莊子也好，道家也好，其價值取向、思想追求是與佛禪有著差異的。佛禪是幹脆避開，“跳出三界外”，隱入白雲中；莊子則是“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間世，任我逍遙遊。佛禪不立文字，莊子留下了一部書。這種處世立身態度，對我也有一定影響。從小我就立誌，要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作出貢獻，不能避世、消極，所以，事也做，官也當，書也寫；但不熱衷躁進，貪戀權勢，更不同流合汙，立德修身，保持名節，堅守人格。老子有句名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實際是有所不為。還說：“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一般人隻看到“不爭”二字，殊不知“不爭”前麵還有個“為”字。不與別人爭一日之短長，集中精力於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業。這種“為”的結果，是取得他人難以企及的實質性的勝利。這就應了老子的另一句話：“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為而不爭”，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莊的“多做減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簡單，戒奢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