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善用減法
——在遼寧省圖書館的演講
（2014年2月23日）
一
如果以初級算術來設喻，那麼，在中國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種類型的人物：一類人專門做加法；一類人善用減法；還有一類人，加法、減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後來跌了跟頭、吃了苦頭，紅塵覺悟，改用減法。當然，這隻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腳的”，也就是都有缺陷，這是列寧經常引用的一句德國諺語。這種加減法的比喻，同樣也有缺陷，不過是表達一種看法吧。
現在先說使用加法的，一般認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並且舉出儒家的祖師爺孔夫子和墨家創始人墨子為證—孔子周遊列國，“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為之”、“不知老之將至雲爾”；墨子為了推行他的主張，也是“摩頂放踵”、“突不得黔”。這些都是事實。可是，若貼上儒、墨的標簽，那麼，上古時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於山川、田野之間，“三過家門而不入”，他又是什麼家？還有後世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般的說他是法家。
其實，與其用什麼“家”來分，我覺得，倒不如從人性上，從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斷，可能更切合實際一些。大別之有兩類，一種人欲望無窮，貪得無厭，總要奪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輩子做加法，個人欲望特強，從來不會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肯把雙手鬆開、貪心放下。最典型的是兩個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如果覺得單調，還可以再配上一個洋皇帝，那個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國的拿破侖。他們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無限膨脹的。—雄心、野心，漢語中這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在英語中卻是同一個詞。還有一種人，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宏偉的目標，懷抱著人生使命、社會責任，同樣是“生命不息，奮鬥不止”，體現出可貴的進取意誌與犧牲精神。前麵說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足資彪炳千秋，垂範萬世。用唯物史觀來看，欲望也好，進取也好，確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不可一概否定；關鍵是看出發點，是為了滿足一己的需要，還是為了社會進步、曆史發展。
至於先用加法，後來改用減法的，情況比較複雜。有的是少年得誌，紅紫紛呈，中年以後主動退隱的，像清代的袁枚，後來以《隨園詩話》名世；有的是躊躇滿誌、欲望蒸騰之際，突遭劇變，被迫下馬的，像明代的狀元楊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懼，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時的範蠡、漢代的張良、明代的劉伯溫等，晚清的曾國藩也可勉強算作一個。當然，也有人癡迷終生，至死不悔。比如，東漢的大將馬援。蘇東坡詩，有“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遊”兩句。說的就是馬援兄弟。伏波將軍馬援出征交趾歸來，被封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在慶功會上，他對下屬說：“吾的從弟少遊說過：‘人活一世，隻要衣食豐足，乘短轂車，騎緩步馬，為郡掾吏，鄉裏稱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貪求無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鳥紛紛墜落水中，想起少遊所說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說明他對功名之累有所認識，心情是矛盾、複雜的。但時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蠻”暴動，年已六十有二的馬援又主動請纓前往討伐，結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馬援也染病身死。最後卻遭到誣陷，妻兒驚恐萬狀，連棺材都不敢歸葬祖塋，成為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設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見好就收，何至於此！坡公說，等到“飛鳶墮”才想到從弟的勸告，為時已晚；而馬援卻是“飛鳶墮”後，再次自投“網羅”，確實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人物。
那麼，有沒有終身都在應用減法，且又出於高度自覺的人呢？在中國曆史上，有許多隱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還是莊子。莊子用減法是全方位的，始終如一、毫不猶疑。
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張是“不做犧牛”。在那個“諸侯爭養士”，特別重視智慧、才能的群雄競鬥、列國紛爭的時代，莊子如果有意飛黃騰達，高踞統治上層，原是不難如願以償的。可是，他卻避之唯恐不遠。他摒棄世間種種浮華虛譽，尤其拒絕參與政治活動，不同達官顯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場，也要盡早抽身，辭官卻聘。《莊子》書中記載：他正在濮水岸邊釣魚，楚威王派遣兩位大夫見他，說：“我們國王希望將國家大事托付給先生。”莊子手持釣竿，頭也沒有回，說：“我聽說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裝著，手巾蓋著，把它供奉在廟堂之上。你們說，這隻龜，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貴待遇呢？還是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地裏爬行呢？”兩位大夫答說：“它當然願意活下去，拖著尾巴在泥地裏爬行了。”莊子說：“那麼，你們就請回吧！我還是希望拖著尾巴在泥地裏爬行了。”
莊子本傳記為：楚威王聞知莊子的賢名，專門派出特使，帶著厚重的禮金前往迎聘，許諾要請他出任卿相。莊子說：千金，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貴的高位。可是，你看沒看見過祭祀用的犧牛啊？精心飼養了幾年之後，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繡衣，牽到了太廟裏，宰殺獻祭。到那時候，莫說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頭孤弱的豬崽，能夠做得到嗎？我將終身不仕，以快心適誌。
做如是選擇，自然是取決於莊子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屈身做吏，顏事人，是他所鄙棄不屑的；他也完全沒有飛黃騰達、榮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應該說，這種生存方式，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就其較低層次來說，確是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層次，則是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遙，保持人生的個性本色。作為生於亂世的弱者的一種生存智慧，與一般意義上的利己主義、悲觀厭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夠提供一種絕處逢生的新的路徑，使你在遭遇挫折、瀕臨困境時，能夠從中悟解出超越現實、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這就不難理解，曆代那些失意、失敗、失路之人，何以會那麼傾心莊子、選擇莊子，且多有相識恨晚之憾了。
莊子做減法表現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饑挨餓。他與那些“先加後減”，即早年躋身社會，後來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蔭，或有餘祿、餘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隱田園，仍然衣食豐足，可以優遊度日；而莊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無著，饑寒交迫，麵臨著生命難以存續的嚴重威脅。他住在偏僻、狹窄的裏巷中，靠著編織麻鞋、釣魚、捕鳥謀生度日。這裏有個如何認識苦樂、對待苦樂的問題。莊子的苦樂觀，有其超越的視角和獨特的標準，他著眼於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靈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樂。
表現在心態上，莊子善於化苦為樂，客觀地對待無可奈何的現實，從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來，也就是自覺地解除困苦與焦慮，從而達到心境曠達，心態寧靜，心情愉悅。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擺脫各種羈絆，浮雲富貴，秕糠功名，表現為高度自覺、充滿理性的逍遙。就是說，他的做減法純粹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在世界曆史上，像莊子這樣終生奉行減法的哲人也數不在少。比莊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臘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長年光腳赤足，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長袍，在雅典街頭演說。經過市場時，看到商品琳琅滿目，布滿街頭，他感慨地說：“這裏竟有那麼多的東西，是我根本用不著的！”他長得很醜陋，像個胼手胝足的腳夫，卻被雅典美少年崇拜為神祇。他說：“是的，一無所需最像神。”
還有一位識機在先的東方智者，當建立了橫跨歐非亞的馬其頓王國的亞曆山大大帝，進行浩蕩東征，經中亞進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時，他在路邊不停地在原地跺腳。亞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問個究竟。這位智者的答複，竟是冷冷的一句話：“即使你征服了整個世界，最後得到的也不過是腳下這一點點。”
《莊子》中也講過：“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廣廈千間，夜眠七尺。”這句俗語恰好是“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的注腳；而那位東方智者告誡亞曆山大大帝的格言，與此更有異曲同工之妙。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當年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年薪為一萬六千美元，他主動要求減至三千美元，人們大惑不解。他解釋說：“每件多餘的財產，都是人生的絆腳石；唯有簡單的生活，才能給我以創造的原動力！”“簡單的生活，無論對身體還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不發訃告，不搞葬禮，不建墳墓，不立紀念碑。這樣，什麼墓地呀，故居呀，紀念碑、紀念館呀，統統都與他無緣。可是，又有誰不承認他的蓋世勳勞、偉大精神、永恒價值呢！？
聽說，倫敦的著名醫院湯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廳裏，鐫刻著這樣一句話：“你的身軀很龐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僅僅是一顆心。”說這句話的是美國好萊塢影星利奧 羅斯頓。1936年，他在英國演出時，因過於肥胖導致心力衰竭，被送進了這所醫院。盡管醫生竭盡全力，但這位影星的生命還是沒能挽救過來。臨終前，他留下了這句遺言。
後來，這座醫院又為美國石油大亨默爾治療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後，默爾將價值幾十億的公司賣掉，所得全部捐獻給社會慈善、衛生事業，自己則到蘇格蘭一處鄉間別墅，頤養天年。在答記者問“這是出於何種考慮”時，他說：“是利奧 羅斯頓那句話提醒了我。”原來，他從中領悟到，巨額財富跟肥胖的軀體沒有什麼兩樣，都是獲得一種超過自己需要的東西。對多餘財富的追逐，隻會增加生命的負擔。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須舍棄多餘之物。
看得出來，所謂做減法，也就是佛禪所說的“放下”。舍棄多餘之物；凡事放得開，不計較。“放下”不是放棄、任何東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選擇，放棄多餘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負擔。“放下”，既是一種解脫的心態、豁達的修為，更是一種人生智慧。
其實，即便不是多餘之物，而純屬需要的東西，如果處置不當，也同樣會產生莊子所說的“累人之害”。蘇東坡在《寶繪堂記》中有一段話講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所謂“寓意”，就是借客觀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產生審美愉悅；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帶來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於自身利害關係而產生的占有欲，則有別於審美欣賞的“寓意”，無論其為尤物還是微物，都足以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這使我想到法國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說。一個生活窮困、默默無聞的年輕畫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發現林中有一棟小房子，充滿了唯美、浪漫情調；可是，房價太貴：一萬法郎！這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天價。本來，應該是“事到無成意轉平”，可是，他們卻真正“留意”了，醒裏夢裏放置不下：想象著買下之後，該如何裝修它、美化它，甚至連小屋的名字都起出來了，在不著邊際的期盼中，貪享著占有的樂趣。夏去秋來，收獲的季節到了，畫家的畫作也有了買主，這樣，一萬法郎便到了囊中。歡快之餘，他們便籌劃著這筆錢如何使用。妻子說，我們買那棟房子。於是，他們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則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變了樣，幹枯的黃葉散布在周圍，夏日明亮的陽光不見了，代之以陰暗、潮濕與沉悶。原來，當初小夫妻是以審美的心情來觀賞房屋，此刻，則是以買主（占有者）的身份來看的，幻夢、憧憬統統被蒸發掉了。他們默默地踏上了歸路。料想不到的是，兩人愛情的熱度竟也隨之而驟減，似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