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為對社會、人生的智慧反思與選擇，作為現實社會與精神結構的反映，莊子的做減法，出於怎樣的考慮，有些什麼理性的依據？下麵從十個方麵加以剖析。
（一）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極端惡劣，莊子不想往火炕裏跳。戰國中後期，堪稱中國社會典型的亂世，既有政治的動亂、社會的混亂，又有人心的紊亂、思想的淆亂；既誘發出人的欲望無限放縱、噴礴膨脹，又表現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於它是伴隨著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全麵的轉型與裂變，因而呈現出社會整體的動蕩不安、險象環生，說是“天崩地坼”，不為過也。“戰國”二字，真是名副其實，二百四十八年中，竟發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規模的戰爭。國家與國家、集團與集團之間，生存競爭日趨激烈。爭城奪地，殺人盈野，老弱轉乎溝壑，少壯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慘痛情景，時有發生。莊子所在的宋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致被處死的人骸骨堆積，戴鐐銬的人相推相擁，遭刑戮的人隨處可見。個體生命處於無常狀態，危機四伏，命運慘酷，人心惶惶；到處都是陷阱與羅網；再加上，水、火、蟲、風、疾疫等自然災害頻仍，內憂外患綿延不絕，生民陷入水深火熱的痛苦深淵。
《莊子》書中記載這樣一個寓言故事：那天，他路過一個墳場，在草叢中發現一個死人的頭骨，遂順手操起短棍在頭骨上敲了敲，然後發問：“哎，你是怎麼致死的呢？是因為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這種地步的嗎？還是由於國家敗亡，受到刀兵斧鉞的砍殺，而死於戰亂的呢？抑或是做了見不得人的錯事、醜事、壞事，給父母妻子丟了臉，而愧怍自盡的呢？還是遭遇饑寒凍餒，而置自身於死地呢？或是衰頹老邁，疾病纏身，年壽已盡，導致自然死亡的呢？”
頭骨回答說：“你所說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負擔；人死了以後，哪還有這些說道呢？ 人死了，上麵沒有君主，下麵沒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麼的，一切都處於平等狀態了。也沒有四季的冷熱寒暑，更卸除了春種、夏鋤、秋收、冬藏的勞苦。可以自在從容地與天地共長久。即便是南麵稱王的皇帝，也沒有這樣快樂呀！”
莊子說：“我想請掌管生命的神靈，給你恢複形體，補還給你骨肉、肌膚，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鄉朋友那裏，你願意這樣嗎？”髑髏聽了，顯露憂愁之狀，說：“我怎能拋棄國王般的快樂，而回到人間再去遭苦受罪呢？”
在這則寓言裏，莊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間的種種牽累與禍患，映襯出封建專製下，普通民眾遭受剝削、壓迫的悲慘境遇。
（二）君王殘暴，伴君如伴虎，莊子不想當那個“犧牛”，更不願為虎作倀。宋君偃是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開聲言：“寡人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他驕縱無道，肆意辱罵勸諫的老臣，掊擊駝背人的背脊，砍斷清早過河人的腿骨，“所殺戮者眾矣”，“又多取婦人為淫樂，一夜禦數十女”。為此，眾諸侯都稱他為“桀宋”，最後終於導致“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莊子生活在這個暴君肆虐的政治環境中將近半個世紀，耳濡目染，所獲得的都是最為真切的實際感受。
（三）人性異化，精神痛苦，對於這個時代，莊子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比起社會動亂、環境險惡，更使莊子精神極度痛苦的，是人心險惡、道德淪喪、世風日下，整個社會普遍存在著追逐財富與權力的精神沉淪。就是說，伴隨著社會分化、職業分工、貨財積累、貧富懸殊，造成了人的等級分化，機心、機巧愈演愈烈，世風、人性每況愈下，生態危機日益加劇。麵對這種種“異化”現象，莊子慨然興歎：“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倍感情懷抑鬱，沮喪悲觀，煥發不出絲毫的積極進取精神。
（四）從保護自身考慮，韜光養晦，藏鋒不露，凡事保持低調。莊子講過一個“驕猴中箭”的故事：
吳王渡過長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見人來，都驚慌地跑開，逃到荊棘叢林中。隻有一個猴子，從容地攀著樹枝跳躍，在吳王麵前賣弄靈巧的身手。吳王用箭射它，它能夠敏捷地一一接住。吳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齊放箭。結果，驕猴中箭身亡。吳王說：“這隻猴子自以為靈巧，仗著身軀敏捷來傲視我，才落得這樣的下場。要引以為戒呀！”
其實，許多野生動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類的瘋狂捕獵麵前，它們會機敏地保護自身。《左傳》記載，“雄雞自斷其尾”，預先做出防備，免得因為美麗的尾羽而遭人捕殺；西域產犛牛，尾長而勁，當有人射獵時，它便忍痛自斷其尾；蚺蛇被人取過膽後，幸而未死者，見人便顯示它的創處，以示無膽可采。生而為人，作為“萬物之靈”，就更應該警醒了。
（五）認識人生的有限性，這構成了知足、知止的內在根據。人從本質上講，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間、時間的拘縛和種種社會環境、傳統觀念的約束。莊子有言：“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沒有理由無限度地期求，無限度地追逐，無限度地攀比。懂得了這一點，可以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多做減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貪婪、驕縱、恨怨、攀比等心靈上的毒瘤，給心靈減去種種愁煩、般般痛苦。
所謂知足，是就得之於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從內在上講，主動結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極端，不會事事、處處與人攀比。一個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為了生存；大部分來源於攀比。知止，可以抑製貪求，抑製過高過強的物質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一個人的追求應該是有限度的，必須適可而止；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能貪得無厭，緊追不舍。否則，讓名韁利鎖盤踞在心頭，遮蔽了雙眼，那就會陷入迷途，導致身敗名裂的悲劇下場。
（六）與主動的自覺性的知足、知止相對應，是被動的帶有強製性的戒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縱，否則必遭製裁。道理在於，貪，逆天悖理，定會觸犯刑法；得就是失，總須付出代價；欲，將蝕損本性，縱不身敗名裂，也會墮誌損真—現實的聲色貨利，正在吞噬著人的本性與良知。所以，老子有“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的警告。莊子在《盜蹠》篇，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誡世人：“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莊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勢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特別要擺脫名韁利鎖的誘惑與折磨。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頭來，煩惱叢生，心力交瘁；即便是僥幸到手了，也難免勞形苦心，身為形役，所謂“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莊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於人們看清世事，厭棄浮華，變得清醒一些、聰明一些，從而自覺地做些減法，少往身上套幾條枷鎖。
（七）核心問題在於堅守做人的基本準則，不失自我本色。莊子特別強調本分、本色，強調“順人而不失己”。他通過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故事，來寄寓他的價值取向、人生準則。
楚國有個名字叫“說”（悅）的隱士，以屠羊為業。當時，伍子胥為了報殺父之仇，幫助吳國攻打楚國，楚國一敗塗地，昭王棄國奔逃，到了隨國。屠羊說便也跟隨著楚昭王出走，並在逃亡途中，幫助昭王解決了好多實際困難。待到楚國複國，昭王論功行賞時，想到了這個屠羊說。於是，派大臣去問他希望做個什麼官。可是，屠羊說卻說：“皇上喪失了國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計；皇上回國複位了，我也跟著回來，繼續幹著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祿已經收回來了，還有什麼可獎賞的！”
昭王還是堅持要給他以報答。屠羊說堅持不接受。說：“皇上失去國家，不是我的罪過，所以，我不必承受懲罰；皇上回國複位，也並非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接受獎賞。”
昭王聽了彙報，便要親自接見他。屠羊說仍是予以拒絕，說：“楚國的法令規定，一定要是受過重賞、立過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見。現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國家，勇敢不足以消滅敵人，當時吳國軍隊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險而逃避敵人，並不是有心追隨皇上、護衛皇上的。現在，皇上卻要廢法毀約來接見我，這可不是我所願意傳聞天下的事。”
聞聽此言，昭王認為，屠羊說不貪功、不邀賞，而且，雖然身處卑賤卻能陳述高明的道理，越發覺得人才難得，便讓大臣司馬子綦親自出麵奉勸，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說堅決推辭，說：“三公的職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鋪子尊貴得多；萬鍾的俸祿，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麼可以貪圖爵位利祿，而讓國君背上濫行封賞的惡名呢！我不敢接受，隻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鋪子。”最後，還是沒有接受。
（八）莊子主張無待、無恃的絕對自由；認為人應該過絕對逍遙的生活，達到“虛靜恬淡，寂漠無為”的人生境界。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為“有己”；要達到自由，就要不受世俗事務特別是政治事務所拖累，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個人隻有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不顧別人對自己的毀譽，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在莊子看來，社會的昏暗，使人喪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導致了人性的普遍異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卻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牽引，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達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這些人，盡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價值追求也不—樣，但其重物輕生的取向都是一樣的。
（九）從崇尚自然、順應自然的角度，認識做減法的必要性。莊子哲學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順應自然。這個“自然”是廣義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蓋自然境界，並具有本性、本然的內蘊。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大量屬於人化的自然。莊子反複論證人化、人為的危害，指出：人的幹預活動，諸如絡馬首，削其蹄，剪其毛，絆其足，把它拴綁起來，圈進槽櫪，整個破壞了自然形態，因而主張“無以人滅天”。
為了使環境更適合於生存、發展，不斷滿足自身的需要，人類自始就極盡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類的行為絕不是無影燈，光亮的背後總伴有一片黑暗。這樣，在獲致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由於過度的開發、攫取，也帶來了無窮的禍患。結果，在“人化”自然的過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麵對“以人害天”、放縱無度地幹預自然的嚴酷現實，莊子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智巧）滅命！”呼籲要擺脫狹小的視界，突破以人的標準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萬物的高度，來看待事物的發展變化。就此，法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曼 羅蘭予以高度評價：“莊子是曆史上第一個自覺而深刻地揭示人與自然關係的美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