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從道家學說的本源來講，就是要善用減法。老、莊都崇尚無為。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莊子也說：“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為政者應該盡量減少施行命令；不要實行使下屬負擔過重的政策；對下屬的各種活動盡量避免介入或幹預。“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老莊都講：“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悟道，要不斷減去心靈的重負，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過，老、莊雖然都講“無為”，但其側重點有異。老子說：“聖人弗行而知，弗見而名，弗為而成”，“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後來形成“無為而治”的政治理論；在本質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莊子的“無為”，著眼於“安時而處順”，主張逍遙處世。莊子的無為，作為自然的本體、人生的歸宿，是麵對濁世的一種隱退和自守，“無為”往往是出於“無奈”。
不僅此也，徐複觀先生還做過進一步引申：“老子的人生態度，實在由其禍福計較而來的計議之心太多，故爾後的流弊，演變成為陰柔權變之術；而莊子則正是要超越這種計較、謀算之心，以歸於‘遊’的藝術性的生活。所以，後世山林隱逸之士，必多少含有莊學的血液。”
三
作為“亂世之文”，《莊子》是艱難時世的產物，其中飽蘊著一代哲人對其所遭遇的種種痛苦的獨特體驗。它所探究的中心課題：一是，麵對人性異化、眾生顛倒，如何從精神上施以援手；二是，麵對艱難時世，如何養性全生，擺脫困境。
西方哲學家尼采有一句至為警策的話：“人類是病得很深的動物”。這個“病”，主要表現在精神層麵上—“人心不足蛇吞象”，貪得無厭，欲壑難填。
林語堂先生講過這樣一個笑話：一個人要從幽冥降生到人間去，他對閻王爺說：“如果要我回到人間，你須答應我的條件。”“什麼條件？”閻王爺問。那人說：“我要做宰相的兒子，狀元的父親；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萬畝地，有魚池，有各種花果；我要有一個美麗的太太和一些嬌豔的婢妾，她們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滿屋珠寶，滿倉五穀，滿箱金銀；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榮華富貴，活到一百歲。”閻王爺說：“如果人間有這樣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讓你去了！”
清代一部《解人頤》的讀物，裏麵有這樣一首俚詩，把人的貪得無厭描繪得惟妙惟肖：
“終日奔波隻為饑，方才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拴了騾和馬，歎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做了皇帝求仙術，更想登天跨鶴飛。若要世人心裏足，除是南柯一夢西。”
看到世人貪得無厭，至死不悟，唐代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曾寫過一篇警世寓言《蝂傳》：蝂是一種善於背負東西的小蟲子。爬行時一遇到東西就取過來，抬起頭把東西背上去。背上東西越來越重，雖然弄得非常疲勞，還是不肯罷休。它的背很粗澀，因此，積聚的東西不易散落。這樣背下去，終於跌倒地上無法起來。有的人可憐它，替它拿掉背負的東西；但它隻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還喜歡爬高，哪怕用盡了力氣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為止。現在社會上貪取的人，雖然他的形體比蝂高大，名稱也叫作“人”，但他的智慧卻跟小蟲一樣。這也夠可悲的了。
就是說，即便不是處於人禍連綿、戰亂頻仍的年代，而是在太平時日，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的心靈已經被物欲橫流折磨得千瘡百孔，飽受創傷；更何況身逢亂世，處於水火熬煎的痛苦深淵之中呢！
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莊子》中那些超拔的思想、警策的教示，總能給予苦難中的人群以靈魂的慰安，提供心理平衡、解脫困境的途徑。特別是那些處於“倒懸”之境的士子，窮途失意的文人，或者雖曾春風得意、後來卻屢經挫折磨難而豁然醒悟的“過來人”，幾度滄桑曆遍，世事從頭數來，他們都會想起莊子，並且從他那裏找到以另一種方式活下去的路子。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莊子》是失意者的《聖經》。長期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有言：“中國人在得意的時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時候是道家。道家這種‘以退為退’、‘順應自然’的態度，曾經減輕了中國人在失意的時候的苦惱，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少苦中的樂趣。”
已故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更是滿有風趣地把儒家文化比作“日常生活中的糧食店”，認為人要活下去，每天都離不開五穀雜糧；而“道家文化則很像藥店”，“身體健康的時候，大家可能不會在意藥店在哪裏，生了病馬上想到的，就是藥店或者醫院”。
說到就醫求藥，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林紓的《莊子淺說》中有一段話，講了他五十年間，幾次以《南華經》（即《莊子》）為“善藥”，治愈咯血、失眠與肢體麻木的經曆。文中引述了《齊物論》中“麗姬入晉”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兒麗姬，為晉王所迎娶，開始時哭得衣襟都濕透了；待到入宮之後，與國王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後悔當初不該哭泣。莊子以此為喻，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後悔自己當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麗姬為喻，同樣也是說，參透了生死，無所憂傷，無所顧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結果病痛竟不治而愈。就此，我們也悟解了宋代詩人李洪說的“《南華》一卷是醫王”的道理。
誠然，說莊子能夠療疾治病，不要說他人會視為天外奇談；恐怕連他本人也絕對沒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難的南海大士觀音菩薩，他沒有祛除人間千災百病的神奇法術；二不是神醫國手，不具備扁鵲、倉公那樣手到病除的本領，甚至對把脈之法、岐黃之術也毫無研究。就是說，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傷，沒有解決日常生活中實際問題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學問，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於心靈層麵與精神境界，也就是通過釋放精神能量，使身處困境的人群在逍遙暢遊中卸卻種種負累，解脫重重羈絆—如果用醫學術語來表述，可說是起到一種“消結化瘀”、“疏肝理氣”的作用。
問題的討論，還可以再深入一層。《黃帝內經》有“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經病倒了，當然需要治，能夠治好也十分可貴，但這終究屬於被動應對；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為計，事先掌握預防的主動權，方為上策。《莊子》一書正是這樣，其作用乃在於醒世、覺迷，釋疑、解套，能夠啟發人增長智慧，識機在先，獲得一種戰勝外在枷鎖與心中魔鬼的困擾，療治精神創傷的思維方式與認知視角。
首先，以超越的眼光、豁達的心胸、高遠的境界來觀察和處理客觀事物。人們常說，“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困境中所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莊子的哲學思想，可以為“放得下”提供一種開闊、多元、超拔的認知視角。
英國曆史學家饒列說：“隻有死才能夠使人了解自己。”確實如此。就常人來說，不必死生契闊，不必火燙油煎，隻要罹患過一場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過幾次，人們就會領悟到許多過去經常被忽略的道理。這裏說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貪官汙吏，這類體驗則更多地來自鋃鐺入獄，鐐銬加身。平時頤指氣使，氣焰熏天，自以為不可一世的人，瀕臨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時候就會知道，原來自己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角色；億萬富翁也好，高官顯宦也好，同窮光蛋並沒有多少差別。什麼赫赫威名、巍巍權勢，什麼豪宅別墅、名表名車，什麼金條銀錠、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著不放的東西，到頭來，轉眼之間，就全都不再屬於自己了。這個時候，也唯有這個時候，才會冷靜地思考一回：從前那麼瘋狂聚斂，貪婪無厭，恣意搜求，究竟所為何來？
問題在於，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將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際方才覺醒，豈不是為時太晚了嗎？因此，最佳選擇還是這種“紅塵解悟”，能夠早些，早些，再早些。那麼，從讀《莊》、解《莊》中，是否有望提前獲得一些啟悟和警示呢？
比如，領會“削跡捐勢，不為功名”，“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的深刻蘊涵，能不能有助於警惕名累、勢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為物役”、“心為形役”呢？
比如，記取莊子說的“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郤（陽光掠過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的警世恒言，是否有助於認清人生本色，厭棄財貨奢華，從而自覺地戒貪瀆、“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幾條枷鎖呢？
其次，從平衡心態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認識上的絕對化。在莊子看來，事物的性質都是相對的，一定條件下的失去，從另一麵來看卻是獲得；一件東西的生成，對另一件東西來說是毀損。“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在“道”的世界裏，事物是齊一的，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而且，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與流轉之中；人生的種種際遇，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視角不同，衡量標準有異，情況、狀態就會隨之而發生變化。看開了這個道理，自然會化解許許多多胸中積悶、眼底波瀾，使自己的心態平和下來。也正是為此吧，所以，明代詩人祝允明有“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之句。
第三，以理化情，順應自然。莊子強調，“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這並非說，要完全杜絕七情六欲；而是主張種種情感應該因應自然、順化自然。他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馮友蘭先生說，在莊子看來，情對於人，是一種束縛，而理（理性與理解），則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進而從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的結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這些都是超拔於智能、認知層麵的，表現為一種人生境界、心性修養。以此來觀照客觀事物，處置人生課題，就會擺脫種種煩惱，除掉無謂糾纏，免去般般計較。
清人吳世尚評論：“吾觀莊子之文，最為入情入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淡處措想。”（《莊子解 序》）應該說，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最後我想說的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任何人的認識和行動，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曆史條件的限製，都會深深地打上時代的烙印，莊子也不例外。他畢竟是生活在兩千三百年前的古人，同曆史上一切偉大的人物、偉大的思想一樣，莊子及其學說存在著鮮明的曆史局限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那些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中汲取有益的營養。比如，莊子做減法在當前就有其現實的意義、普遍的價值。
當前，針對世界範圍內的時代危機、社會弊端、人類困境，引發了人們對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深切反思；針對人類生存中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權力、金錢、享樂、感官刺激的膨脹，引發了人們對於人生價值實現與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進而提出了向自然、向傳統、向相對樸素生活的三個適度回歸的設想。借鑒莊子的思想，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特別是在文明異化、物欲橫流、一些人欲壑難填、竟至貪贓枉法的情況下，提倡在物質追求方麵多做減法，知足知止，戒貪戒奢，提倡堅守做人的基本準則，堅守樸素、自然的生命本色，反對“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確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