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好文章》首發式上的即席發言
（2014年4月27日）
這已經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那天，現代出版社的社長打來電話，說是想搞一部新的古文選本。我極表讚成，並提到當年魯迅先生對於選本的肯定和推崇。他說，那好，立刻動手。我說，關鍵在於選家，應該找一位權威人士，“借助鍾馗”，壓住陣腳，當即提議最好請馮其庸、吳小如、劉夢溪、陳平原哪位先生出山。他說，我已經有了理想對象；接著，講了一通我從小讀過“四書五經”和多種古文選本：“既看過肥豬走，又吃過肥豬肉”；下文就是“請君入甕”。我心知肚明，這是個苦差事，力難勝任；但無論如何婉辭、峻拒，最後也沒有推脫掉。
“事到難圖意轉平”。那就動手幹吧。
核心問題，當然也是難點所在，是厘定選篇。兩千多年來，古文名篇佳構，可說是汗牛馬而充梁棟，選哪篇不選哪篇，頗費斟酌。今天看，《古文觀止》對後世影響極大，是成功的；但在清代當時，並非如此。它過多地考慮適應舉業的需要，議論文較多，短章較多，著意於音韻流暢便於誦讀的，結果漏掉了許多名文，而且隻選到明代為止。它成書於康熙三十四年，當時學者並不怎麼認可，連《四庫全書》都不收它。我們今天選編古文，限於選者水平和社會環境以及讀者條件，期望值不宜太高，即便是和《古文觀止》，恐怕也無法相比。當然，《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古文釋義》等前代選本的成功之處，我們還是應該認真研究、充分借鑒的。
一是，分量應該適中，兼顧曆代文章，嚐鼎一臠，不宜太多，否則不利於普及。
二是，首選那些經過長期淘洗、廣為後世傳誦的古文名篇。就是說，寧有“遺珠”之憾，也要免遭“魚目混珠”之譏。我們這本書選了一百八十一篇。有人認為，應該湊個整數，比如二百篇、三百篇。我說，從曆代綜合平衡來看，這樣安排比較勻稱，若是再增加許多，也能夠選得出來，但會呈現畸輕畸重現象；如果力求平衡，有的就不免濫竽充數。《古文觀止》二百二十二篇，它也沒有湊整啊。
三是，在解讀上多下功夫，也就是要回答：這篇既然入列《中國好文章》，那它究竟好在哪兒？當然，解讀也好，作者介紹也好，都應要言不煩，點到為止，不能刺刺不休，喧賓奪主。主是正文，應該留給讀者馳騁思考的餘地。
四是簡單注釋，主要是掃除閱讀障礙，力避煩瑣，更多地留待讀者研思。讀者自己多動腦子，才能感興趣，才能記得住。這是我從小讀經、讀詩、讀古文的切身體會。焦裕祿說得好：“別人嚼過的饃不香。”
最後，我想對四篇文章做點說明：
《出師表》—《古文觀止》中作《前出師表》，因為還有個《後出師表》。但，晉 陳壽所作《三國誌 諸葛亮傳》、成書於六朝時的《昭明文選》，以及《諸葛亮集》中，都是隻有一篇《出師表》；杜甫詩中也是：“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所以，馮其庸先生的《曆代文選》等都標《出師表》。本書也循此成例。
《陋室銘》—曆來都認為是唐人劉禹錫所作；但卞孝萱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不是劉的作品；可是，吳汝煜教授舉出多種證據證明作者確是劉禹錫。我覺得，對於推翻已有定論的意見應持慎重態度，所以還是維持原議。
《與宋元思書》—這篇文章有的作《與朱元思書》。《曆代文選》編者馮其庸先生認為，“朱”乃誤傳。但是，有的選本還是作“朱元思”，甚至有的教科書裏也是如此。我所依憑的是中華書局1962年印行的清代學者黎經誥《六朝文絜箋注》中的考證意見。現在知道，宋元思字玉山，因為他的同時代人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這是見諸唐人所編《藝文類聚》卷三十七的。劉峻是南朝齊梁間學者、文學家，曾為《世說新語》作注，收集材料頗為豐富。可見，應該作“宋元思”。
關於李陵《答蘇武書》—這是《古文觀止》裏一個名篇，許多老輩人都能琅琅成誦。有的可能會問：為什麼這次沒選？主要因為它是後人擬作，從風格、體例看，並非漢代作品。蘇東坡說是六朝齊梁小兒所為。《古文觀止》中選入，一直遭到譏議，認為編者缺乏眼力。再者，即便是出自李陵之手，由於他投降匈奴，成為降將，有辱令名，所以不選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