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人和事
——與青年作家、學者祝勇的對話
祝勇（以下簡稱“祝”）：看過您的一些曆史文化散文，包括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的《散文激活曆史》的演講，還有孟繁華、古耜、李曉虹等評論家寫的有關評論文章，我產生了和您對話—談談曆史上的人和事的念頭，不知您是不是有這方麵的興趣？
王充閭（以下簡稱“王”）：您的提議非常好。我很喜歡“對話”這種形式，特別是同一些思想活躍、具有真知灼見的青年文友展開對話，這也是一種很好的進學修業方式。在西方曆史上，“對話體”是最早出現的學術語體。他們通過對話去探討重大的學術問題、社會問題，追問真理，求索未知。同一話題，不同聲音；麵向實際，互相問難。那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往往可以通過對話中的追問、駁詰，得到充實與升華。而曆史更是理想的對話題材。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 卡爾曾經說過：“曆史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對話與交流。”
祝：在您的散文創作中，對曆史的憂思常常成為揮之不去的情結。除了您在興趣上對曆史的偏好外，您是發現了逝去的時光對當下生活的意義。您在《麵對曆史的蒼茫》一書的序言中闡述得非常好，您說：“曆史與文學是人類的記憶，又是現實人生具有超越意義的幻想的起點。隻有在那裏，人類才有了漫長的存活經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憶中獲得一種當時並不具備的意義，成為我們當代人起錨的港灣。曆史的腳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時都迎來無量數的新事物，又把種種舊的事端沉埋下去。翻開數千年的文明史，我們會看到，人類每前進一步，都曾付出難以計數的慘重代價。不要說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萬一，對於社會發展、人類進步，也將是受惠無窮的。”這段話算是對曆史價值的精當概括。我注意到您關於“逝去的事件在回憶中獲得一種當時並不具備的意義”的這種說法，也就是說，曆史的許多“意義”是今人站在當下的視角上附加上去的，在相隔那麼久遠的時間以後，誰能保證我們所談的是“曆史”本身呢？誰能夠保證今人的解讀與當時的人物、事件相比，不會發生偏差，甚至離題萬裏呢？進一步說，真的有一個“曆史”存在嗎？
王：過去總是認為，對曆史的認識應當有一種最終的符合客觀實際的唯一正確的結論，其實，這是難以實現的。在認識曆史的過程中，認識主體的概念體係和參照係統會發生更大的作用。即使在同一時代，可以說，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對曆史的理解。這就引出了兩個概念，一是曆史的本身，一是曆史的認識（或者稱作史學）。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沒有可能親身經曆“曆史的本身”，隻能接觸“曆史的認識”。因此，有人說，有多少個“現在”，就有多少部曆史，就有多少種史學。事實上，中國古代哲人已經洞察了這一點。殷商末年，周武王得知商軍主力遠征東夷，朝歌空虛，即率兵伐商。商紂王慌忙調動少量的防衛兵士和大量奴隸，開赴牧野迎戰。由於士氣低落，加上奴隸陣前倒戈，商軍大敗。對此，《尚書 武成》篇有“血流漂杵”的記載。戰國時期的孟子披覽至此，大不以為然，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就是說，戰場上的情況被過分誇張了，實際上並不像書中記載的嚴重。孟子的懷疑與論斷，得到了後世學者的認同。按說，《尚書》原本是最古老也是號稱最規範、最標準的信史，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
祝：在關注曆史的同時，你把較多的目光投注到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身上，而且這些人大體上有些相近之處，像莊子、嚴光、阮籍、嵇康、張翰、駱賓王、李白、蘇軾、陸遊、李清照、納蘭性德等。您為何對他們情有獨鍾？在這些人身上有些什麼寄托？有怎樣深層的思考？
王：實際上，我在寫作之前，包括動筆當時，並沒有一個完備的計劃，隻是讀書、思考有得，有感而發，形諸筆墨。可是，一篇篇地寫出來之後，串起來看，確實覺得帶有明顯的取向。現在回過頭來看，似乎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麵加以闡釋。首先，這是我與這些曆史人物在悲劇意識、憂患意識、批判精神方麵交融互彙的結果。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普遍具有濃烈的憂患意識，而在長期的封建牢籠鉗製下，他們又總是難以暢懷適誌，實現其救世濟民的宏偉抱負，最後難免成為悲劇的承擔者，李白、蘇軾等人是其典型。這固然是群體的悲劇，社會的悲劇，曆史的悲劇，但它也充分體現了富有個性真實的人性情感。我在這方麵感同身受，進而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於是，便憑借個人的觀察、體驗，滲透一種新的價值觀，進行藝術的塑造。二是源於我在洞察人生與創作實踐中所受到的傳統文化精神的熏陶與影響。從年輕時節，我就特別欣賞《莊子》那狂放不羈、天馬行空、任情適誌的自由精神，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創造性的思維，生動逼真的描繪，絢麗多姿的辭采。認為魯迅先生說得非常好：“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尤其是莊子的人生藝術化和詩性人生也特別值得稱道。莊子視人格獨立、個性自由為生命，浮雲富貴，糞土王侯；他的作為人生歸宿的“無為”、“無待”，直接通向詩性人生。這對於我的個性發展、人格塑造，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至於在散文創作中，得益於莊子者就更多了。作為一種生命體驗和價值取向，莊子的人生藝術化與“乘物以遊心”的詩性人生，為我培植超拔、虛靜、自在、自適的心態，提供了有益的滋養；而道家文化，特別是莊子的藝術精神，更成為我治學與創作的一種深度背景和可貴的富礦、重要的領域，有助於我增強思辨功能，擴展經過現代化轉換的藝術視野。既然我特別欣賞莊子那種超脫凡俗，不為名利所執的超拔境界，那麼，對於曆史上的這類人物，自然有一種心靈的溝通、情感的契合。看來，歸根結底，最後還是回到了曆史學本身的使命上—為什麼會有曆史學產生？就是因為人類想要認識自己，人類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自身的生存意義。
祝：我也發現了您在學術研究和創作實踐中，接受莊子的思想資源和藝術精神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王：我們都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的根柢在道家。美國著名學者希利斯 米勒也說，不懂得道家學說，就無法理解中國文學。我覺得，特別是莊子，他的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即使社會進展到今天，莊子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識、個性張揚、不為物役等許許多多方麵，仍然具有積極意義，不僅符合現代文明觀念，而且具有終極性價值。在莊子看來，生命的意義就在於精神的自由，他把身心自由看得高於一切。他追求一種“無待”的也就是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不憑借任何外在的依托，包括虛名、功業和各種欲望，超越世俗的一切，超越自我。盡管這種不依憑任何條件的“無待”的絕對自由，不過是停留在精神層麵上的一種理念，但在天下滔滔、舉世迷狂的時代，麵對顛倒眾生的心為物役、精神異化的殘酷現實，仍不失為一副淨化靈魂、滌濯人心的清涼劑。也正是這種絕對自由的精神追求與思想理念，使他獲致了一種超拔境界與恢宏氣象。宇宙千般，人間萬象，在莊子的視線內，物我限界一體泯除，時空阻滯化為烏有，大小不拘，久暫無礙，通天入地，變幻無窮。作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偉大思想家，莊子視自由精神、獨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遙境界為人生的終極價值。在人類思想史上，莊子最早以個體生命精神的自由為出發點，鼓吹士人從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異化中解放出來，他是追求精神自由並欲窮究其真諦的第一人，全麵批判文明進程中人性異化的第一人，關注生死和精神營衛，力圖揭示生命意義以及演化規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現象、揭示美的本質和內在規律的第一人。
祝：再往縱深方麵探討，當今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它在帶來極大的方便、巨大的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人類生存的危機。對此，許多有識之士都予以深切的關注。有些學者正在研究道家思想與現代文明的關係，設想能夠借鑒老、莊的思想文化精神來克服現代文明的異化問題。
王：崇尚自然，回歸自然，順應自然，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核心理念。這個“自然”應該是廣義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蓋自然境界，並具有本性、本然的內蘊。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大量屬於人化的自然。為了使環境更適合於生存、發展，不斷滿足自身的需要，人類自始就極盡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這樣，在獲致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由於過度地開發、掠奪、攫取，也帶來了無窮的禍患。英國現代派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略特在上世紀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於毫無節製地實行工業化，正在導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資源的匱乏；而我們大多數的物質進步，則是一種使若幹代以後的人將要付出慘重代價的進步。”時間僅僅過去七八十年，詩人的“若幹代以後的人將要付出慘重代價”的預言，現在已經化為明晃晃、血淋淋的現實；其真理性、預見性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其實，遭到破壞的遠不隻是大自然，人類本身在追逐財富、“人化”自然的過程中，也“物化”了自己。兩千三百年前，莊子所著力闡揚的自然主義思想，返璞歸真、見素抱樸，保持人的原有的自然本性，追求精神的寧靜與自由的論述，對於我們今天調諧現代化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保持人的心理平衡，克服現代文明的負麵影響，仍然具有重大的啟示和實際的指導意義。也正是為此吧，所以，現在學術界對於莊子的生態智慧和環境意識，越來越加以重視。
祝：反過來，再來探討儒家對於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由於長時期認同儒家“三不朽”的人生追求、理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偏向政治倫理，而忽視生命倫理。古代讀書人大多以“修齊治平”為自身價值實現的目標，以“濟蒼生，安社稷”為己任，自己拿自己當幹部，要死要活地等著“組織部”任命。他們人生的終極目標是直接參與政治運作，穩操權柄，執掌銓衡，充當普通的幕僚都嫌丟人。他們不像古希臘、古羅馬的知識分子那樣，超乎政治係統之上，關注人生、宇宙的價值、意義，也迥異於中國古代哲人莊子的價值取向。政治運作常以犧牲個性為前提，而文學則首先要求個性的張揚。您在《青山魂夢》中以李白為例，論證了二者的矛盾關係。文人常在壯誌難酬、懷才不遇的苦悶與激憤中，寫出絕世之作，這也從反麵證明了政治的壟斷地位和文學的從屬地位。好像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是位列三公九卿，而從來不是成為著名學者、詩人、作家。連大詩人李白都要說：“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當然，他在仕途失意之後，還是從詩酒生涯中找到了人生的歸宿。您在一篇散文中講到，楊升庵的徹悟也是產生於政治理想幻滅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有著與西方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的心路曆程。他們對生命本體與大千世界的意義探尋，常常緣自政治理想的破滅。如果他們在仕途上順風順水，他們筆下的“文化”，很可能僅限於對聖訓進行注釋，對政治進行圖解。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對文化產生的作用是消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