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個性，包括個人的性格、情緒、氣質、能力、興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氣質為主導成分。氣質代表著一個人的情感活動的趨向、態勢等心理特征，屬於先天因素；而性格則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後天因素的影響，在個人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二者形成合力，作為個性的主導成分，作為內在稟賦，作為區別於其他人的某種特征和屬性的動態組合，製約著一個人的行為，影響著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才有“個性就是命運”的判斷。
關於張學良個性的形成，我是從他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社會交往、人生閱曆四個方麵加以剖析的。四個方麵形成一種合力，交融互彙，激蕩衝突，揉搓塑抹，最後造就了張學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陸離的雜色人生。
他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胡子頭”，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張學良從青少年開始，就把父親作為心中的偶像，在接過權勢、財富和名譽、地位的同時，也承襲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於冒險的氣質與性格。關於社會交往，無論是在奉天，還是在北京、天津，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耳鬢廝磨的，大體上是四種人：一是軍閥將領；二是貴族子弟（如“民國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如知名演員、畫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齡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幹情人，裏麵大多是他的“粉絲”。在前三種人中，不少是說幹就幹、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英雄”，或者揮金如土、仗義疏財、脫略世情、遊戲人生的豪俠之士。這對於他的影響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張學良經受過中西文化、新舊思潮的激烈衝擊、碰撞，使其思想觀念十分駁雜，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看重名節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於民間和傳統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寧可人負我，決不我負人”，俠肝義膽，“哥們兒義氣”；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威的現代西方文化特征。趙四說得最為形象，“背著基督進孔廟”。這種中西交彙、今古雜糅、亦新亦舊、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結構，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讓矛盾與悖論伴隨著整個一生。
人生閱曆對於性格的形成也至關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最後成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雲，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練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常表現出歐美式的英雄主義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他父親的江湖習氣、雄豪氣概，倒是承繼了下來，而其狡黠奸詐，老謀深算，厚顏無恥，反複無常，卻拋在了一邊。從做人方麵講，當然可取；但要應對當時複雜多變、波詭雲譎的政治環境，就力難勝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說：“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麵，獨掌大權，此真古人雲：‘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三、這部作品不同於一般傳記，在立意與取材方麵比較獨特，亮點很多，請您說一說，寫作當時的一些設想。
就立意和取材來說，我想在三個方麵有所突破：
一是，對於傳主有個總體上的把握。我給他的定位是，他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前麵講到了，我是抓住“個性決定命運”這一主旨，用了大量筆墨書寫張學良的個性、人格及其成因。
二是，關於張學良本人，我曾做過多方麵的設想，這有助於人物分析上的縱橫透視、深入開掘。我以為，無論從立功、立德、立言哪個角度看，長壽，無疑都提供了有利條件，它可以使你有機會開辟更遠大的前程；但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又未見得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俄國著名思想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中有一段話，大意是：許多顯赫一時的人物，包括像拿破侖這樣的偉人，如果他們早死就好了。因為他們的偉業都在他們的前半生完成，而他們後半生所犯的錯誤，抹黑了他們曾經光輝的生命，亦為旁人帶來痛苦甚至災難。確確實實，曆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長壽這一關。
為此，我曾經為張學良設想—如果二十歲之前，他就死掉，那他不過是一個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得以勵誌圖新，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張作霖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大紅大紫、風光旖旎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毅然決然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陣前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幸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雙方“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炫目異采和生命張力；如果百歲之前，他在解除監禁、能夠向世人昭示心跡的當兒，通過“口述曆史”或者“答記者問”，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人們欣慰地看到，麵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